第十七章 慈禧紧急叫停立宪改革，新一轮党争即将开始（第8/9页）

几十年后，赵烈文的预言被证实了，朝廷的政治不清明，开始被革命人士进行总的历史清算，孙文长期随身携带的一份革命宣传材料就是“扬州十日记”，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正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引发共鸣。这些都加剧了朝廷中老袁这些人的忧患意识，他确实对朝廷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但这是建立在一种极为现实的认识基础上的，那就是大清的君主立宪改革不仅是“可行”，还是“必须”，对于朝廷，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

留住“产权”，让出“治权”！

所谓留住“产权”，让出“治权”，就是只有让出“治权”，才能留住“产权”！天下是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来的，你们拥有“产权”，享有皇室的荣耀和待遇，大家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你们也要清楚，如果你们“行”，百姓们自然会拥护，如果你们“不行”，那么你们退让，让行的人来，而他们也必须带着“行”的制度来，否则他们同样也很快会被淘汰。这是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道理，不需要派五大臣出洋，不需要编书探讨，这是大清国5岁孩童都懂的道理，朝廷要么走向君主立宪，要么改江山的颜色，二选一，否则听到的恐怕将是革命党人更猛烈的枪炮声。君主立宪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还来不来得及的问题，它不仅是朝廷的前途，更是朝廷的出路！

这就是老袁真正的“野心”，或者说就是作为主导立宪改革的他对于局势极为现实而深刻的判断，用过去一些书中的话来说，老袁代表的是“新兴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老袁不仅是这样一个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新兴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老手。历史把他推到了一个既不完全“新”又不完全“旧”的境地，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又新又旧”的人，这样的人，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敢于“触及底线”改革的勇气并存，既有目标方向，又有程序上的手段，正是能够主导改革的“过渡性人物”的不二人选。为了保障立宪改革，他可以放弃成为副总理大臣，因为他并不那么在乎“一时一地”之得失，他看重的就是趋势和长远，这来自于他在直隶的实干改革中得到的历练，也是赵炳麟、瞿鸿禨那种纯粹的理论家无法比拟的。那两位老兄不知道的是，其实按照老袁内心的想法，恐怕连奕劻都不能成为总理大臣，因为皇族退出内阁就是老袁追求的“虚君立宪”的精髓，但老袁从来没有做任何表露，反而把奕劻推到了前台，这就说明他老袁抱着要“打持久战”的准备，要最大限度地为自己洗脱嫌疑啊。

只有在这里，袁世凯才真正露出了他所谓的“野心”，露出了他作为大清“改革第一人”的那几把刷子。他已经比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走得更远，他不想做曾国藩那样苦心维护纲纪的名臣了，他不想再做一个李鸿章式的裱糊匠了，因为他知道那样做已经“不现实”。他要先搭建起新的框架，逐步去推倒旧的，这样的朝廷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朝廷本身就是问题，当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很多大清百姓还分不清国家、朝廷这几个概念的区别时，慈禧等人却早已经分得清楚明白，当年正是担心“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而怀疑上了变法派。现在，老袁也在事实上把它分清楚了，相比曾国藩、李鸿章，他第一次突破了“君君臣臣”，突破了“朝廷”，指向了“国家”！

袁世凯的立宪改革失败了，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对于他个人来说却是“成功”了，失败已经为他积累了声望，以至于在5年后武昌起义后的那场大变局中，他仍然是立宪派和民间的希望！慈禧不会想到，袁世凯最终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荣禄还是她都阻止不了袁世凯的“崛起”，因为袁世凯原本做的就是一件合乎潮流的“好”事，只要袁世凯继续做这件“好”事，民间终究会给予一个做“好”事而失败的人最终的回报。

袁世凯即将坚忍地开始他的第二次立宪改革，手段会更加灵活稳妥，而方向依然不变——坚定地将对皇权的限制进行到底，他将再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改革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