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慈禧紧急叫停立宪改革，新一轮党争即将开始（第7/9页）

从朝廷的整个改革史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不可逆”的过程，恰恰是已经到了可以主动把握时机的时候。自洋务运动之后，大清在几十年以来造成了一批新的阶层和新的政治诉求（立宪派），朝廷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抓住机遇，主动适应时代潮流，让出一部分权力并形成科学的制衡，才能继续统治新的阶层，扩大统治基础，把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深地卷入权力关系之中，实现权力总量和强度的扩大——也就是说，立宪反而能够把政治这个盘子做大，为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越来越僵化的政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就拿慈禧本人来说也是如此，立宪这个“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既是对皇权的限制，更是对皇权的保障，在大清的现实情况下，她只有适当让渡出部分权力，权威才会更大，否则，即使将来奋力弥补，只怕也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和呼应。

政治家也要顺势而为，当民间已经成长出改革的力量之时，敢于有秩序地向民间借力是有勇气与智慧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因为没有人会在原地等待这场改革，包括对改革最有信心和期望的人。不进则退，这就是改革的现实。立宪改革的失败损害的不仅是这场改革本身，还产生了更多的负面效应。当朝廷让立宪改革成为了一纸空文，又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变成了内部调整和变换机构的“行政改革”，企图蒙混过关。当朝廷对君主立宪的态度原来是，试可以，兜不住就要叫停，目的不是试，更不是坚定地试，而是兜，试也是为了兜，这一点立宪派们无论如何是看得清楚的，他们由之前的“奔走相告”转为沉默和嘲讽，连一直关注进展的日本报纸都评价这次改革是“龙头蛇尾”，革命党人也终于有底气了：我们就说过了是假立宪嘛！

受到伤害的还有一大批正在沉默的人——刚刚接受了废除科举的传统读书人。

废除科举原本也是为立宪改革配套的，如果从着眼于立宪改革的角度出发，朝廷的科举是必须废除的，不是废除得太早了，而是太晚了。几千年以来君主专制制度带来的无休止的改朝换代的社会动乱，无休止的贫困和官僚集团的腐败，皇帝的胡作非为，传统读书人心知肚明，他们并非弱智，也并非近视，却从未想着从根本上改变，只是反而抱着维护这个制度的想法去“死谏”“尸谏”，最后在“觉悟”上竟然不如起义的农民，而在改朝换代后又盼望着下一个皇帝出现，期待下一次科举。这些传统读书人就像小猫转着圈儿追自己的尾巴，就这样走进了死胡同，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和天良在不知不觉中被埋没，他们自小从圣贤书上读到的美好社会场景却永远不会出现，苛政猛于虎的状况也永远不会改变，只能在这种环境中随波逐流，迷失自我，最后变成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一批人。所有的这一切，只是因为科举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作为现有和潜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也没有勇气去改变和打破这种制度。

而废除科举之后，可以改变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的状况，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人才，为宪政培育后备人才。现在，失去了做官希望的学子，却要感受对立宪改革的幻灭，以“无依无靠”的心态继续活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找不到新的出路和希望，必然会让废除科举的改革走向它的反面——把一批传统读书人推向革命！

受伤害最重的自然还有老袁同志，他更加灰心，甚至可以说是满怀绝望，他也不哀号了，只是欲哭无泪而已。他也一直没有说，因为他不能说，说了就是大罪，立宪改革不仅要深刻把握当下局势，也要从“历史”出发，那么朝廷的历史又是什么呢？

同治六年（1867年），清剿完太平军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地来到了幕僚赵烈文处，谈起将来的局势，赵烈文简单明了地回答：“异日之祸（指大清亡），必先根本颠仆（首先朝廷内部坍塌），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各地割据），殆不出五十年矣。”

老曾对此表示惊异，而赵烈文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理由是，朝廷当年获取天下太巧（吴三桂叛变才使清军入关），过程又残暴血腥（入关后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之举），像后来的“文字狱”等事情，大清朝廷对人们并不是深恩厚泽，而是在合法性上原本就具有“原罪”，这些“原罪”将来会成为人们反抗的一个理由，朝廷当时没有付出代价，将来恐怕要付出这些代价的总和！甚至“巧取天下”的满清王朝，将来也要被“巧取”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