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军兵（第5/14页）

到崇祯末年简直无军可用。《明史》卷二六六《王章传》记：“十七年（1644）王章巡视京营，按籍额军十一万有奇。喜曰：‘兵至十万，犹可为也。’及阅视，半死者，余冒伍，惫甚，矢折刀缺，闻炮声掩耳，马未驰辄堕。而司农缺饷，半岁未发。”

即勉强调发出征，也是雇充游民，名为京军，实则招募。如崇祯十四年兵部侍郎吴甡所言：“京营兵……承平日久，发兵剿贼，辄沿途雇充。将领利月饷，游民利剽敚，归营则本军复充伍。”[169]

积弊至极，京军仅存空名。可是，军官却与日俱增，越往后越多。洪武二十五年京军军官的总数是二千七百四十七员，六十几年后，到景泰七年（1456）突增三万余员，较原额加了十一倍。[170]再过十几年，到成化五年（1469）又增加到八万余员，较原额增加了三十倍。[171]正德时嬖佞以传奉得官，琐滥最甚。世宗即位，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至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岁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172]不久又汰去京卫及亲军冗员三千二百人。[173]经过这两次大刀阔斧的裁汰，不久却又继续增加：“边功升授，勋贵传请，曹局添设，大臣恩荫，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之属，岁增月益，不可胜数。”[174]到万历时，神宗倦于政事，大小臣僚多缺而不补，可是武职仍达八万二千余员。到天启时魏忠贤乱政，武职之滥，打破了历朝的纪录，连当时人也说：“不知又增几倍？”[175]军日减而官日增，军减而粮仍旧额，国家负担并不减轻，官增则冗费愈多，国库愈匮。并且养的是不能战的军，添的也是不能战的官。到崇祯末年，内外交逼，虽想整顿，也来不及了。

从京军军伍的减削情形看，明初到正统可说是京军的全盛时期。土木变后，经过于谦一番整顿，军力稍强，可是额数已大减于旧，可说是京军的衰落时期。从成化到明末，则如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是京军的崩溃时期。在全盛时期，明成祖和宣宗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京军是全军中最精锐的一部分。在衰落时期，军数虽少，还能打仗。到成化以后，京军虽仍四出征讨，却已没有作战能力。《明史》卷一八〇《曹璘传》说：“弘治元年（1488）言：诸边有警，辄命京军北征。此辈骄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师之费赏边军。”

《刘健传》也说：

“弘治十七年夏，小王子谋犯大同。健言京军怯不任战，乞自令罢其役作，以养锐气。”[176]

同时的倪岳则说京军之出，反使边军丧气，他说：“京军素号冗怯，留镇京师，犹恐未壮根本。顾乃轻于出御，用亵天威。临阵辄奔，反隳边军之功。为敌人所侮。”[177]

这时离开国不过一百四十年，京军已以冗怯著称，政府中人异口同声地以为不可用了。

四 卫军的废弛

京外卫所军的废弛情形也和京军一样。

明代军士的生活，可用明太祖的话来说明，他说：“那小军每一个月只关得一担儿仓米。若是丈夫每不在家里，他妇人家自去关呵，除了几升做脚钱，那害人的仓官又斛面上打减了几升。待到家里（音伐）过来呵，只有七八斗儿米，他全家儿大大小小要饭吃，要衣裳穿，他哪里再得闲钱与人。”[178]

正军衣着虽由官库支给，家属的却需自己制备。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连吃饭也还不够，如何还能顾到衣服！《明史》卷一八五《黄绂传》：“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延绥，出觅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亟预给三月饷，亲为抚循。”

黄绂所见的是卫军的普遍情形，延绥士卒的遭遇却是一个难得的例外。甚至病无医药，死无棺殓，《明史》卷一六〇《张鹏传》：

“鹏，景泰二年进士……出按大同、宣府，奏：‘两镇军士敝衣菲食，病无药，死无棺。乞官给医药棺槥，设义冢，俾飨厉祭。死者蒙恩，则生者劝。’帝立报可，且命诸边概行之。”

经过张鹏的提议，才由官给医药棺槥，却仍只限于诸边，内地的不能享受这权利。卫军生活如此，再加以上官的剥削和虐待，假如有办法，他们是会不顾一切，秘密逃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