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桐木人”事件与她的政治底牌(第2/11页)
如果说前一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高宗皇帝看到了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让他直接感受到了长孙无忌对皇帝意愿的漠视和对帝王权威的轻慢。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之心的唐高宗,心中的愤怒早已化作燃烧的火焰。
长孙无忌低估了武昭仪的能量,以为现在和将来,他都能控制局势,皇帝将会长期尊重他,武昭仪也奈何不得他。
但是,这次长孙无忌错了。
武则天是个善于变弱为强的人,她使用的有效方法,便是收买党羽。她在宫廷之内,已经收买了大批党羽,现在,她打算在外廷也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力圈子。
很多时候,长孙无忌都会产生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就是他环视朝堂时,就会觉得空无一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他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构成威胁。
造成李唐王朝这一畸形政局的责任,还源于当年太宗皇帝对自己身后事的安排——强臣弱君。英名如李世民者,又怎会想到这一点,或许是他太不放心懦弱的太子了,宁肯把江山交给自己的大舅哥去照应,也不想留下一个各方势力均衡的班子。
长孙无忌已经忘乎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就算再懦弱的人,也有尊严,何况是当今最显贵的人皇帝。长孙无忌搞的这一套,武昭仪默察于心。她看出了长孙无忌骨子里的残忍,也在偷偷地学着他那些构陷政敌的阴谋阳招。日后她在反戈一击时,用的就是其人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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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人的权力夹缝中求生存,武昭仪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她也为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寒而栗。她知道,如果要想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取得高宗皇帝的信任,并且掌控朝政。
于是,她开始频繁地同高宗议论朝政,为皇帝指点迷津,鼓励他一定要树起君主的权威来。高宗强,自己强;高宗弱,则自己会更弱。
高宗皇帝也开始了频频动作,借此平衡各派势力。首先是封李为司空,让他与长孙无忌同为“三公”之尊。得到这一荣衔的人,开国以来也寥寥无几,基本上都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这就是一个明白的信号。李将会是他最后一张牌,一张决定胜负的牌。可惜长孙无忌被权势冲昏了头脑,并没有察觉此间微妙的变化。
高宗皇帝执著地认为,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活得如此憋屈,都是拜长孙无忌所赐。
从自己16岁被立为太子,就一直活在别人的阴影中。先是处于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却又时时刻刻处于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的监督之下。虽身为帝王,却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既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处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皇后。人生至此,实属无味。
从此,高宗试图加强对朝政的控制,以打击长孙无忌一党。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七月二十五日,高宗对五品以上官员说:“以前我经常看见你们在先帝身边议论朝政,有的当面陈情,有的退朝后上书奏事,连日不断。那时候你们有那么多事要上奏,难道现在无事可奏了吗?你们为什么都不上书言事呢?”
此言一出,不少人都能听出其中暗含的玄机。那些长期在长孙无忌的权威下战战兢兢的大臣们,这么多年都没有看到皇帝有所作为。他们看见的朝堂是长孙无忌的朝堂,顺者高官显位,逆者位卑言轻,搞不好就会被诛杀。如此一来,谁还敢越过长孙无忌而与皇帝直接议论国政呢?
高宗见这样做没有任何效果,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五月,高宗皇帝不动声色地把宫廷禁军将领程知节(程咬金)改任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命他率兵讨伐西突厥。程知节此时已经69岁高龄,本不应该率军远征。但他是长孙无忌的铁杆亲信,高宗这样安排,目的就是解除他对禁军的控制权,以便自己能够安心地和长孙无忌过招。
程知节走后,高宗在朝政中依然无法插手。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将皇后的废立作为突破口,以此打破已然形成权力结构,瓦解长孙集团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