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个性的皇帝（第8/9页）

乾隆上台后，杨名时、谢济世、李绂都得到提拔，只有蔡珽无罪释放，成为闲散游民，出来八年后，蔡珽郁闷而死。对蔡珽来说，出监狱不过是走进另一个更大的监狱而已。乾隆为何对蔡珽区别对待呢？蔡珽确实有贪污之实，这可能是乾隆没有起用他的真正原因。

新瓶旧酒

乾隆的“新政”让杨名时、谢济世和李绂等人深受鼓舞，谢济世接到进京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泛起阵阵涟漪，这涟漪的名字叫“皇恩浩荡”。

谢济世激动之下，竟然起草了一份奏折，让乾隆取消密折制度。谢济世说现在天下大治，密折制度很容易制造阴郁气氛，让小人谗害君子，被穿小鞋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告自己，没法申辩，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大臣互相猜忌，君臣互不信任的悲剧。谢济世让乾隆效仿唐太宗，从谏如流。

用乾隆的偶像来打动乾隆，谢济世的建议应该说是很有杀伤力的。乾隆有没有接受呢？

刚继位的乾隆毕竟年轻，对谢济世大加夸奖，谢济世深受鼓舞，高兴得不行。回京的路上，谢济世的心情非常舒畅。让谢济世更兴奋的是乾隆对雍正的三大模范督抚的评价，乾隆很快就对田文镜定论，说这个人苛刻搜刮、匿灾不报，让河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乾隆还说，雍正朝三大名臣中，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如鄂尔泰。

那些在雍正朝被打压的人，听到新皇帝如此表态，哪个不心存感激。乾隆是冒着被人指责为不孝的罪名为他们翻案。

官场中也有一些眼光深刻的人，河南总督王士俊就是这样的人，对乾隆新政，他一直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蜷伏一段时间后，他就嗅出乾隆新政面临的困境，乾隆改革的幅度过大，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乾隆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必须回到雍正政策上，必须延续雍正的政策，保持政权的连续性。

果然，在乾隆元年上半年，乾隆忽然抛出一句“矫枉不可过正”的话，乾隆还说治国要遵循中庸之道，宽严相济，两者不可偏废。

王士俊自以为嗅到了新的政治气息，自作聪明地给乾隆写了一个奏章，大意是：“雍正朝政策虽然过于严苛，但根本原因在于大臣们不奉公守法，错不在先帝。现在有一些新进之辈，动不动就指责先帝的政策，这些逢迎谄媚之辈甚至说‘只要将世宗时事情翻案，就是好的条陈’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

王士俊发这个奏章原本是为了政治投机，他自以为比别人提前嗅到了政治新动向，但他没想到这一节：就算你看到了潮流，也不该由你来引领这个潮流。

乾隆接到奏章后，非常愤怒，王士俊这是在否定自己的新政。还有多少个潜伏的王士俊呢？万一这些人集体发难，自己的政策就面临危险了。

乾隆将王士俊的奏章分发给大臣们看，让他们谈谈看法。但是，大臣们集体选择了沉默。为何？

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没人能准确地预知乾隆对此事的态度。乾隆看大臣们不发话，只好自己表态，痛斥王士俊，说此人居心叵测，借口直言，实则是想搞政治投机。

乾隆表态后，朝臣马上活跃了起来。第二天，御史舒赫德就参奏王士俊。巡抚傅德也参王士俊，说他丧心病狂。王士俊因此而被刑部关押，拟定斩立决，乾隆改为斩监候，第二年法外施恩，将王士俊削职为民。

这次风波虽然平定了，但乾隆的思想却陷入了激烈的斗争中，他不仅反思皇考的政策，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新政。宽政有宽政的好处，也有弊端，严政有严政的好处，也有弊端。宽政的弊端在康熙朝就表现出来了，严政的弊端在雍正朝也很明显。想来想去，乾隆觉得只有宽严相济这一条路可以走。

乾隆元年初一，七十六岁的杨名时病逝，乾隆赞扬他“学问纯正，品行端方”，追加太子太傅头衔，谥号“文定”。

杨名时去世后，政治气氛已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乾隆第一次让李绂尝到了苦味是因为保举进士之事，李绂这个人特别爱才，推举人才这事让他很兴奋，结果李绂推荐了一大堆，还让同僚跟着自己一起保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