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国有化浪潮（第5/8页）

一切从“把互助组提高一步”开始。

1951年9月9日，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这个总共十三条的决议草案，中心思想可以归结为三条：

第一条：“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启发他们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的道路”。

第二条：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是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最初级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第二种是常年的互助组，这是比第一种形式较高的形式；第三种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有领导地大量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种形式”，“有领导地逐步地推广第二种形式”，“有领导地同时又是有重点地发展第三种形式”。

第三条：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右倾的“消极的态度”，“放任自流”；一种是左倾的“急躁的态度”，“强迫命令”。政府要做好“典型示范”，采取各种办法“援助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并“加强党对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政治工作，建立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

实质上就一条，“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为落实好这一《决议（草案）》，毛泽东还专门写个了通知：“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577

于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创办互助组的运动于1952年正式启动。政务院（即国务院）在《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应普遍大量发展简单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互助运动有基础的地区，应推广常年定型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在群众互助经验丰富而又有较强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要求，“老解放区要在今明两年把农村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新区要争取三年左右完成这一任务。”578

1952年，为推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中国共产党做了两个件：第一件，带了一帮农业劳动模范到苏联参观了三个多月，让他们亲身感受了一下集体农庄的好处，并在11月——中苏友好月对苏联集体化农业的好处作了广泛的宣传579；第二件，整党，进行共产党员标准教育，提高党员觉悟，贯彻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处理“消极分子”与“落后分子”。

一扶一批，一抑一扬，形势非常明朗，所有领导干部都知道应该怎么做。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600余个。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正式决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于1951年12月所发行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过一年多的实施证明是正确的，应即作为正式决议执行。至此，农业互助合作化在全国进入了全面实行阶段。

建立在土地私有基础之上的互助合作无疑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也使农民收入大幅提高，但是1953年密切联系的两件事开始动摇毛泽东对土地私有化的认识。

第一件事就是粮荒。从1949年到1953年，全国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按理说这种粮食的增长是超过人口增长的需要的，社会不应该出现缺粮问题。但是从1953年的春天开始，城市突然出现商品粮短缺的状况，“到7月以后，全国粮食问题更趋严重”580，北京天津甚至出现粮食不够供应的情况。增长出来的粮食哪里去了呢？原来市场上的粮食哪里去了呢？

土改之前，农民每年交给地主600-700亿斤的地租，地主是吃不完的，这部分粮食绝大部分就商品化了，供应了城市的需要。但是土改完成了，这部分粮食就分散到了农户手里，一部分提高生活所用，一部分则被饿怕了的农民囤起来了，并没有形成商品化，这就直接造成了城市粮食的短缺，当时的缺额431亿斤。城市缺粮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影响工业发展的大局。如何让农民交出这部分粮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