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的洋务派（第4/5页）

自尊心与自信心极强的左宗棠受到了打击，打算“长为农夫没世”。1850年1月，林则徐路过湖南的时候，特意请隐居乡间的左宗棠会面交谈，在会见中，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很多军事、地理、文史等方面的资料，全部交给左宗棠，对他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208这次会面对左宗棠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新疆收复后，左宗棠还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了一次。

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209等人的忽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中。

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队军饷，促其夺取了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有功，左宗棠被升职为兵部郎中。

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曾国藩上疏推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又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第二年升任闽浙总督。

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

不知是不是受李泰国事件的影响，1866年张之洞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于是在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人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又称船政学堂），专门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改任陕甘总督后，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1875年5月，左宗棠奉命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在新疆问题上，强硬的左宗棠与“善搞关系”的李鸿章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71年7月，沙俄武装强占伊犁。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悬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发行货币；1871年12月，60多名琉球人乘船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居民杀死，其他人被清政府送回国。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于1874年4月组成“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在琅峤登陆，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战死。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东西两面都在受到敌人的威胁与侵占，在中国实力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国防建设的重点是在西边还是东边？

李鸿章于1874年12月10日上了一道《筹议海防折》，奏折中主张“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条理由：第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而“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因此“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第二，如用兵西南，则“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第三，对新疆的政策可“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属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强调，当务之急应当购买“铁甲舰”，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对于李鸿章的主张，湖南巡抚王文韶持截然相反的见解，他强调，“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挑衅于东南”210，因此，主张早日收复新疆，除王文韶外，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也力陈抗俄的重要性。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和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论”各执一词，朝廷举棋不定。于是密谕左宗棠，“现在通筹全局，究应如何办理，着该大臣酌度机宜，妥筹具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