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与中国科学院（1956—1977）（第8/11页）

熊：您在干校中是什么职位？

宋：我只是普通一兵，分在菜班种蔬菜。不久，干校出了大字报，从那可以看出，当时已对科技会议批极左展开了大批判运动。

熊：您当时紧张吗？

宋：我不紧张，我在世外桃源嘛。我回来才知道，休会后，代表们在北京等了两三个月，然后纪登奎、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去讲了话，大批了会议一通，说林彪的路线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若我还留在北京，肯定会挨批。有一次，刘西尧在院小礼堂召开会议，大概有上百人参加，他批了我们简报组。还有人写信揭发我们简报组，说它对会议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很坏的作用。

筹备期间和会议期间领导人开会时，我大都被吸收参加，对会议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在下干校之前，我把全部记录给了老应。后来老应把刘西尧的有关讲话全部摘录出来，写篇大字报公布——他贴大字报批判刘西尧！为此，老应曾给我写信，说未经过我的同意，把我所做的记录写入了大字报。

刘西尧批我们简报组，矛头也指向武衡，武衡对此很不满意。“文革”结束之后不久，他还曾通过老应找我，希望我们就全国科技会议的情况合写一篇反批评的文章。那时我在一局当负责人（一局主要负责人老过当时有病在家休息），事情比较多，没有答应。后来，武衡自己在《院史资料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详细的回忆文章，其中就有批刘西尧的内容。

业务一组、二局、一局

熊：为什么1971年夏天把您从“五七办公室”调到业务一组？

宋：那个时候开始逐步恢复业务了，而我以前一直是搞科技组织管理和服务的，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把我调去。当时两个业务组，业务一组、业务二组，前者管全国的科研，后者管科学院的科研。

熊：业务一组有多少人？为什么对同位素工作那么重视，专为此而建立一个小组？

宋：我在业务一组待的时间很短，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建那样一个小组。开科技会议时，院里的领导开始酝酿成立院里的机构，老过被任命为二局的负责人。全国科技会议休会后，因为老过事先给我打过招呼，我就到了那里。

熊：过老被任命为二局局长？您过去后居于什么职位？

宋：当时没有设局长、副局长，老过是二局负责人之一，还有董效舒也是二局的负责人，他和老过好像没有明确谁正谁副。二局被指定负责生物和地学方面的工作。董效舒原来是地理所的造反派、所革委会的负责人，大概由他全面负责，并分工管地学方面的工作，老过分管生物方面的工作。我当时没有什么头衔，只是普通的办事人员，在老过的领导下工作。

熊：二局还有哪些人？

宋：二局的人不多，可以算出来的。一般工作人员，生物学方面，除我之外，还有李佩珊（她原来在中宣部科学处，“阎王店”被砸烂后在那儿参加运动，成立二局时才到科学院来）、翁延年和佟凤勤。就我们四个。联系地学的大概只有三人，其中杨森联系地质、地理类研究所，胡寿永联系古生物类所，韩修文联系海洋类所。除我们这两组人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一两个人，其中一个原来是天文台的造反派，管收发等日常的后勤杂事。

熊：你们四个管生物的是怎么分工的？

宋：李佩珊、翁延年联系动物、生理生化方面的工作；我仍联系植物方面的工作；佟凤勤联系遗传、土壤方面的工作。情况大致如此。

熊：局内分没分处？

宋：曾经酝酿过，可没有分成。董效舒一度想分处，曾征求我的意见。我不置可否，说：“这种事情由领导决定，我没有什么意见。”

不久之后，大概因为业务工作不断增多，二局又被分为两个局——一局负责生物，二局负责地学，由老过和董效舒分别执掌。记不清是刚开始分两个局还是过了些时间，一局又添了宋政为负责人。我和李佩珊等四人去了一局。

熊：成立一局后，管生物的工作人员有无变化？

宋：开始时还是我们四个。因为大部分研究所被划给地方或国防部门，那个时候科学院直接管辖的研究所非常少，在我的印象里，生物口似乎只剩了上海生化所直属科学院领导。拿北京地区来说，科学院原有的七八个生物方面的研究所，都被划归北京市、科学院双层领导，以地方为主。北京天文台、古脊椎动物所当时也归科学院。为什么科学院还留这几个所呢？大概是因为总理批示要重视基本理论后，科学院组织一些人讨论，认为生命起源、基本粒子等三大基本理论应该着重抓一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