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与中国科学院（1956—1977）（第6/11页）

熊：业务一组管全国的科研，由它来筹备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是名正言顺的。业务一组当时大概有多少人？

宋：我不清楚。业务一组下面还分几个组，我被分配在放射性同位素组，该组由黄正夏兼管，包括我在内，组里一共只有三个人。他们通知我去参加筹备工作，刚开始时事情并不太多。

熊：什么时候开始筹备？

宋：好像是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中后期。开始时“九一三事件”似乎还没发生。我记得在一个晚上开筹备会，武衡召集的，有白介夫、甘子玉、老应（应幼梅）和我六七人参加。筹备组内白介夫是我的顶头上司。武衡在会上宣布说，上面已批准开这个会，要抓紧筹备工作，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武衡念支部委员的名单，支部书记好像就是武衡，支部委员中有我。

然后就派一些人分别到一部分省、市去调查。为了互相通报情况，成立了简报组。简报组由白介夫领导，组内有三个人，老应、孙鸿烈（他原来是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刚从五七干校上来）和我，由我负责。他们调查的结果由我们编入简报。筹备期间出了几期简报记不得了。当时我们对会议的目的、开法等都不清楚，因此有一期简报专门提出一些我们模糊不清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为“到底林彪路线是极左还是极右”。这些简报是打印的，发行的范围不大，因筹备会议的人并不多。不知科学院是否保存了这些简报，国家科委（后来改名为科技部）肯定有，全部会议资料都在那里。

除简报组外，还有个典型材料组，负责去全国各地收集情况，了解先进典型，由科委的一位同志负责。还有纪要组，由甘子玉负责，“文革”后他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去了。整个筹备工作由刘西尧总抓。

当时去外地调查的人回来汇报，相当多的城市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对科研工作造成很大的破坏（课题停了、人员下放、仪器设备弄没了，等等）。这些情况在简报中大概都有所反映。在我们出了那期提问题的简报之后一段时间，我收到了刘西尧的批示，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到底林彪路线是极左还是极右”这个问题旁写了“形左实右”。我对此很不理解——因为我一直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我估计，刘西尧很可能把那期简报所提的问题或简报本身向更高层的领导汇报过，在得到指示之后，他再写了那些批示。

一直筹备到1972年夏天（8月），会议正式开始，在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举行。大约有几百人参加，各省、市、自治区除科技局的行政负责人参加外，都还有几位别的代表。开会就按省、市、自治区分组，科学院还组织了一些人当联络员，负责了解各组的讨论情况，反映代表们的意见和要求，各组写的简报也由联络员转交给我们简报组。

负责整个会议的领导小组是三个人——刘西尧、迟群、武衡。筹备组的原班人马改为从事会议的组织工作，仍分为简报组、纪要组、典型材料组等几个组，此外还有一个会议办公室（或秘书组），负责管代表们的衣食住行等。我仍分工负责简报组，老应当副组长，组员有孙鸿烈，还新增加了徐锦舫（原国家科委的）、刘晓桂（原综考会的）等。纪要组的负责人是原国家科委的甘子玉，江天水参加这个组。典型材料组还是由筹备期间的那位同志负责。

简报组在筹备期间是由白介夫领导的，在正式开会前，突然通知说白介夫要调到北京市科委，并且要率领一个科学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简报组改由武衡直接领导，出的简报由他批了就可以付印。接着又通知我，简报组由吴良珂（原国家科委的）领导，要出的简报经吴看后再送武衡最后审批。

当时吴良珂对我说：“送简报不用每天都直接去找我，你把简报弄好了，从我住房的门缝里塞进去就行了。”他大概起得早，这样第二天一早他就能及时看到。他看完后给武衡，武衡一批，我们就印（由刘晓桂专门负责跑印刷厂），然后拿回来在会议上散发。

会议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展大批判（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对科技工作的干扰和破坏），第二阶段进行专题讨论（讨论“文革”前的科技路线等问题）。开会时许多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们都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的。于是，由我们的联络员送来的第一份简报就是批极左的，然后，其他各组陆续送来的材料也是如此。只有上海这一组（上海受“四人帮”控制）例外，没有批极左，大家当时都觉得上海别出一格，对他们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