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昌： 力学所早年的人和事（第9/10页）

熊：那是1959年的事？

李：嗯。科学院当时重点批施雅风，自那之后，每次批判会我都参加。

熊：当时施雅风在哪儿工作，在北京还是在南京？

李：在北京，他当时在综合考察会工作。1959年快过完、1960年元旦快到来时，又开了一次批判施雅风的大会。批判者调门一个比一个高，批到最后，施雅风已经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了。

熊：他具体干了什么事，以至于被批得这么狠？

李：我不太记得了。都是些小事，不是什么大问题。大概是他对待遇，对住房不满意之类的问题。

熊：那就是说，上纲上线得很厉害。

李：对。会议开到最后，请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做总结发言。上台之后，张劲夫首先表态：今天各个地方的群众对施雅风同志进行了批判和帮助，我同意大部分的发言。大家的态度也挺好。然后他说：“我今天想说的是，对施雅风同志也要一分为二。他过去为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不是中央大学地下党的嘛。对这点我们应该肯定。当然，他也有一些缺点……”最后，张劲夫说：“我现在当众宣布科学院的‘反右倾’运动正式结束，大家集中力量去搞自己的业务工作。”

张劲夫说到要对施雅风“一分为二”时，下面的人吓了一跳，因为批判大会没有这么开的。他说到“反右倾”运动结束时，我和其他受批判的人一样，均感觉头上压的那块石头掉了。我还觉得，科学院党组还是比较清醒的，知道那么弄不对。

熊：批施雅风时，您发言了吗？

李：我没发言。发言的多是老干部和各单位的群众，没什么领导发言。

杜润生组织政策座谈会

李：可能因为他们觉得我有独立见地，以后多位科学院的领导到力学所来，都会征求我的意见（譬如“你对‘大跃进’有些什么看法”），甚至于一到力学所来就约我长谈（有一次谈了两天）。有一天，汪志华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

熊：这是哪一年的事？

李：1961年或1962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汪志华说：“李毓昌啊，我们一起到院里面去走一趟。”我问是什么事，他还挺神秘，说“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我就坐他的车，和他一起去了院部的会议室。稍后，杜润生来了，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今天要把这句话改一下，改为‘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你们有的是所里面的，有的是院机关的，都比较年轻，但大部分人入党的时间都不短了，而且有专业知识。今天我把你们请来，是因为我觉得，关于科学院的工作，党组需要找一些人来咨询。以后每次党组有什么大的动作，我都会提前把你们找来商量商量，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熊：那次会议有多大规模？

李：二十多个人吧，这种会以后开过多次。我认识一些从院机关过去的参会者，譬如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生物学部的过兴先（他年纪比较大一点，以前是浙江的地下党）和薛攀皋，政策研究室的朱琴珊、黎功德，计划局的徐简。还有汪志华，计划局局长，原西南联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汪志华是林鸿荪介绍给我认识的。林鸿荪说，1956年搞科学规划的时候，他就跟汪志华在一起。当时还有苏联专家参加规划，他们中有些人对汪志华非常佩服，觉得他见解很高明，说他工作能力很强。在我们这个咨询组里，汪志华、过兴先年龄较大，职位也比较高。杜润生对他们比较倚重，特别是汪志华。大家都把他看成是杜润生的得力助手。“文化大革命”中杜润生受到猛烈的批判和攻击，汪志华也未能幸免。一些人对汪志华威逼利诱，让其揭发杜润生。最终汪志华被迫自杀，保住了气节和尊严。

此外，研究所还去了一些人，但不是每个所都有人，而且，有的所经常换人。譬如说物理所，原来是一个姓许的人参会（此人资格很老，原西南联大毕业的），后来换成了陈春先。再如化学所，换了好几个人，其中一个是陶行知的儿子叫陶冯，后来陶冯不干了，又找了一个姓马的人去。没换人的研究所，大概只有数学所和力学所，数学所的田方真和力学所的我，自始至终都参加这一系列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