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昌： 力学所早年的人和事（第8/10页）

熊：夫人、女儿都走了，他为什么要留？他可说过理由？

李：他说，他还能帮国家做点事情。大概有很强的报效祖国之意。林先生的学问还是不错的。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譬如带研究生等。他后来入党了，这大概是“文革”以后的事。

熊：在那之前，他向党靠拢吗？是否给你们递过入党申请书？

李：好像没有。

熊：他那么靠近党，为什么长时间不提交申请书呢？

李：那我就不知道了，有些事情我没跟他敞开来谈过。下面谈谈其他人的情况。应该说，那时候从美国回来的人，大部分人都属于左派。李敏华先生、潘良儒先生等人，都认为自己是左派。还有一个人叫程世祜的，也倾向共产党。他这个人还是很正直的，听说当年在美国留学时曾质问总统：美国政府不让中国留学生回来，他和其他七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就在《纽约时报》购买广告版面，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质问他，你们美国不是尊重人权嘛，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国，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回国？

我觉得这些人选择归国时，心理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有好感。因为经历长期动乱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统一而比较安定的国家，且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提高了。我们小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是纪念日，今天是某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多少周年，明天又是另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多少周年，很有屈辱感。于是，有很多人都以振兴中国为己任。至于走什么道路，则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像胡适之等人，他们觉得应该走英美的道路。而另外有很多左倾、左派知识分子认为应该走苏联的道路。共产党选的是苏联的道路，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建设方面的确也做了一些工作，这些成绩也是激动人心的。不说别的，就拿我们力学所的大楼来说，你知道当时的造价是多少？100万元。1958年底动工，1959年10月1日左右我们就到楼内上班了。由此可见共产党在发展科学方面的大手笔。

熊：现在看来，力学所的主楼还是很气派的。

李：我再补充我听说的一件事情吧。大楼的建筑图纸做好之后，拿给钱先生和郭先生审，他们觉得楼内设备过于豪华，就砍掉了一些项目，譬如大厅内原设计的很豪华的吊灯。他们认为，现在老百姓很穷，国家也很穷，在能够省钱的地方，我们应尽可能省钱。那栋大楼的最初造价是每平方米110块钱，经他们一砍，变成了每平方米100块钱，而后者也已是当时几乎最高的造价了。那个大楼总的建筑面积是1万平方米，所以，总投资是100万。共产党肯花钱搞这种基础建设，还是能够得到留学归国人员的好感的。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感到不自由，感到压抑。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当时我们都在化学所的五楼上班，黄茂光等人经常到我们那个办公室来串门。他主要是跟潘良儒等人谈话。在他们的对话中，有不少牢骚，譬如“现在官僚主义很严重”之类。可能大部分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对共产党有一些好感——认为你这个建设还真是有一点新气象，另外也对中国进行了有效的统治，中国在国际上不再被人家瞧扁。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发现这当中还有所谓“宗派主义”的东西——党内、党外分得特别清楚。他们还没经历过“反右”，还不知道要少说话。后来慢慢的，尤其是经过“反右”之后，虽然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缺点，但前车之鉴在那里，大家也就变得都比较沉闷，许多事情都不讲了。

张劲夫对施雅风“一分为二”

李：下面我讲一下我对杜润生的认识。“大跃进”期间，我对力学所的工作有一些看法。后来力学所来了一个新的党委书记，此人姓黎，叫黎映霖，是位老红军，在“反右倾”运动中，把我批了一通。他把我归入彭德怀的同情者行列，有意把我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位老兄有点神经过敏，很快又怀疑在力学所的干部中有一个包括办公室主任赵景深在内的反对他的“反党集团”，他忙于深挖这个很大的“反党集团”，批了我一通后也就把我放在一边了。所以后来没人管我，我变得很悠哉。有一天，力学所党委的人告诉我：科学院要开批判施雅风的大会，你去参加，受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