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昌： 力学所早年的人和事（第5/10页）

熊：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

李：对，比我的更有说服力。钱先生说，这种设备国家只能够有一套，你科学院根本不可能弄出第二套来，因此你搞出来的只能是一个四不像，根本就体现不出液氢液氧燃料的优点。

以上的场景是后来我写力学所历史时在档案中翻到的。钱学森还有意保护我。他说：“我是在和李毓昌谈话时不经意地听到这个消息。”他没有说我专门到开会的礼堂去找他的事。

熊：您让杨刚毅下不了台，他有什么回应呢？

李：他当然不高兴啦。但他也没当我的面说我反党。只是在后来让我到山西去搞了一年的“四清”运动。

熊：林鸿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李：在和高原的谈话中，钱先生也提到了林鸿荪。他说，林鸿荪有说不出的苦衷。作为怀柔基地的业务负责人，他知道这么做不对；作为党员，他只能服从党委的决定。钱先生问过林鸿荪，林说“我也没办法”。

熊：高原是怎么回应钱先生的呢？

李：高原并没有明确表态，因为四清工作队属科学院党组领导，而怀柔基地做发动机的事是党组书记张劲夫支持的。我扯远了。我觉得，张劲夫在执行政策时还算稳妥，但他对科学院的领导，也有比较大的失误。前些年，我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回顾科学院在“文革”前后的工作。他用大量的篇幅谈科学院在上天方面做了什么事。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应该是科学院的主攻方向——科学院的主攻方向应该是电子学等学科。

乱糟糟的“大跃进”

熊：您1959年挨批评，是不是因为您对之前的一些运动，譬如除四害、农业放卫星、农具革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超声波化运动”、“管道化运动”等有具体的批评？实施“八字方针”期间，力学所有没有对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

李：1958年“大跃进”，当然是乱糟糟的了。我觉得，对力学所危害最大的是乱上了很多项目。当时要发展探空火箭，要搞火箭发动机，这些东西都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条件，因为新中国成立才不到十年，家底还很薄，对不对？后来我去怀柔基地，发现有大量管子、容器东西丢在路旁无人问津，这都是“大跃进”时候我们要搞火箭发动机而在杭州制氧厂等地订购的东西。俞鸿儒告诉我：“老李，这些东西看似简单，实际造价不菲。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并非标准设备，工厂要加工它们，得专门设计刀具、卡具等。你看这些筒子，加起来要花几十万元。”把路边丢下来的那些东西加到起来，可能要花几百万元，比当时力学所一年的经费还多出很多。所以，“大跃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还有，“大跃进”期间乱吹牛皮，破坏了学风。相比而言，郭永怀先生在考虑问题时还是科学、严谨的。比如说，“大跃进”时，力学所决定做一个超音速风洞，大概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到1959年初就宣布做成了。然后，一些人到科学院去申请奖励；好多空军部队、飞机工厂都表示希望把飞机模型拿到我们这个风洞来吹一吹。不料郭先生却下了一个命令：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对风洞的质量把关，不许接外面的任务。结果一经仔细检查，即发现了非常多的问题……我记得一直到1963年我们才接受一个炮兵部队的任务，才真正开始使用。而这距离所谓建成已经有四五年了。

熊：前段时间，有人跟我讲，张劲夫曾在“双周座谈会”上就土超声波的效能征求过科学家的意见，于敏、钱学森都发了言。

李：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1960年5月，我曾去国家科委听过“超声波运动”的报告，回来后我就传达，传达完了之后，俞鸿儒先生就问我：“你觉得这可能吗？”我说：“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实际我心里面也打鼓，也觉得不可能，因为它违反能量守恒定理——超声波那么小的能量注进去，怎么能使钢水的温度一下提高那么多呢？当时我以为“超声波运动”一阵风吹过来就算了，结果还闹了那么久。

熊：钱学森很热衷于土超声波。这个运动在力学所的持续时间是不是比科学院其他机构要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