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 在科学和宣传之间（第4/11页）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政局几度发生变动，后来是赫鲁晓夫上台。1954年底，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当时苏联的城市建设，认为存在很大的浪费。也就是说，他认为斯大林所喜欢的金顶式建筑是大浪费。苏联所发生的这种变化无疑不利于梁思成，而有利于彭真。

毛泽东也关心北京的城市建设问题。大约在某次中央政治局会上，他表态说：“大屋顶，既浪费了钱，也不好看。”“我一看到大屋顶，就觉得这象征着封建王朝，压在人们的头顶上”。然后，就要对梁思成的建筑思想进行批判。按理说，这个事情应该由中央宣传部来抓。但考虑到所涉及的主要是北京市的城市建设，陆定一就建议由彭真来统一领导。彭真点头同意。回来之后，中宣部就布置任务，让于光远带着我去见彭真，请示应如何工作。

彭真同志决定召开一次有关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内部研讨会。他请了中央城建部门、北京城建部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许多党员干部参加。当然，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宣传部、人民日报社等机构也派了人参加讨论。彭真同志指定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查汝强具体负责此事。接着，查汝强召集了一群比较熟悉建筑问题的党员组成一个讨论班，就住在颐和园畅观堂，天天讨论梁思成的各种讲话材料，研究怎么批判梁思成。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了十几篇文章在内部传阅。由于何祚庥写得比较快，最先完成任务，就让何祚庥先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这是他们定的，不是我定的。这里有一个插曲。你们如果去查一下当时的报刊就会发现，首先批评梁思成建筑思想是杨正彦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计划外的。当时的计划是，由何祚庥发第一篇，然后一篇一篇接着发，最后发查汝强写得极好的一篇文章。

梁思成是全国人大代表，当《学习》杂志刊登第一篇批判文章时，他正在人大开会。他马上高调做了一个自我批评，《人民日报》全文登了出来。然后，彭真紧急召集我们开会。人家都承认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了，我们还能再去批评人家？已写好的批评文章一概不准再发。唯一例外的是查汝强那篇，因为大家都觉得那篇写得最好，我也认为查汝强那篇写得最好，比我写的好得多。但查汝强的那篇文章并没有送到《学习》杂志或《人民日报》大登特登，只是在建筑学会的学报上当一个重点文章发了一下，后来收到了查汝强的文集里。

熊：那影响就小多了。

何：但建筑界的人都知道。所以，在《学习》杂志上发出来了的，仅仅是何祚庥这篇文章。以至于后来有人误以为是何祚庥发起了对梁思成的批判。这怎么可能呢？那时候的学术批判运动，不论是批胡适，还是批胡风，都是源于毛泽东。而毛泽东之所以要发起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需要巩固政权，需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

熊：五十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看待自己那篇批判文章？

何：现在一些人，因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搞的那些批判太过头，就全盘否定建国初期所进行的学术批判。对此，我是不同意的。当时的政治形势有此必要。我觉得我的那篇文章还是基本站得住的，只是帽子扣得太大了一些！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文风。

科学卫生处的成立

何：好了，我把这个给你说清楚了。下面我们谈中央宣传部和科学院，这个题目涉及的面小一点。

熊：我尤其想了解科学处和科学院的关系。

何：科学处跟科学院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时，中国科学院在行政上归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领导。而中央宣传部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在文委兼职。我是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的成员，同时又是政务院文委科学卫生处的成员。两边都由赵沨做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