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整顿（第4/9页）

李乾德不愧是朝廷官员，脑子比较灵活，立即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找四川的“大财主”杨展要！（唯求救于杨展，展若从即无饥乏患矣。）

杨展倒是愿意扶贫济困，但李乾德得寸进尺，又提出了一个无理要求：让杨展交出财政大权。

杨展彻底怒了：凭什么？有本事来抢！

七月二十九日，李乾德与袁韬、武大定合谋（呼九思不久前病死），以袁韬生日为名，摆了一出“鸿门宴”，将前来赴宴的杨展擒杀，随即率军突袭嘉定。

贪恋钱财的李乾德谋害了实力雄厚的杨展，令四川各路军阀十分寒心。李占春引兵来援，但打不过袁韬，只能悻悻而去。空有总督头衔的樊一蘅也看不下去了，写信斥责李乾德：“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间，天下其谓我何？”

李乾德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种卑劣的行径自诩为“救时大计”，率袁韬、武大定继续猛攻嘉定，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

十二月二十四日，嘉定失守，杨展长子杨璟新率残部逃往保宁，并于次年正月十六日向清军投降。

四川痛失最强大的一股抗清势力，“自是蜀事大坏矣”。

入川清障

四川乱成这副鸟样，永历政权作为名义上的中央，既鞭长莫及，又自顾不暇，只有随他们瞎折腾。

永历朝廷全当没看见，可孙可望看不下去了：你们精力这么旺盛，不去抗清也就算了，别挡道啊！

攘外必先安内，抗清必先“清障”，孙可望决定先易后难、杀鸡给猴看。

早在永历三年（1649年）八月，孙可望就派部将白文选率部前往贵州安顺，探查皮熊的虚实。永历四年（1650年）四月，李定国、刘文秀率大军占领贵阳，以武力逼迫贵州军阀皮熊、贵州巡抚范鑛“结盟”。皮熊不敢硬顶，只好退守平越（今贵州福泉）伺机而动。

八月，孙可望决定亲自赶赴贵阳。平越的皮熊和遵义的王祥都心虚，赶紧给孙可望“表忠心”：咱们都挺听话的，您老人家就不用亲自跑一趟了。

孙可望哪这么容易忽悠，根本就不搭理这俩老油条，执意前往贵阳，并派部将冯双礼、王自奇进攻平越，活捉皮熊。九月，刘文秀、白文选率军进抵川南的遵义、永宁，逼迫王祥、侯天锡归附。年底，孙可望的军队占领铜仁，整个贵州和川南地区已经纳入孙可望的控制范围。

孙可望的大动作，有效地震慑了只会“窝里斗”的四川各路军阀。在进军川南、扫荡贵州的同时，孙可望又与永历政权在四川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川陕总督樊一蘅取得联系。樊一蘅早就想结束乱局，只是苦于无权无兵。

形势所迫，只谈合作。樊一蘅没有瞿式耜那么多“讲究”（其实就是阶级成见），管你是大西军还是大顺军，谁能摁住四川这群刺头，就跟谁合作！

在樊一蘅的号召下，大部分四川军阀“深明大义”，争先恐后地表示听从指挥、结束内战、一致对外，其实主要是怕被收拾。

在这个世界上，有贪生怕死的，也有豁得出去的。尽管四川的大多数军阀都归附了孙可望，但也不乏伸长脖子硬顶的。

李乾德就是一个脖子硬的。自从导演了“川南大火并”，李乾德带着袁韬、武大定攫取杨展在嘉定、峨眉地区积累的财富，发了一笔横财，也有了跟孙可望对着干的资本。

樊一蘅在四川本来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李乾德就是最大的刺头。暗杀杨展之后，樊总督亲自写信斥责身为川东北巡抚的李乾德，李巡抚曾对樊总督极其鄙视，公然叫嚣“救时大计，讵竖儒可知”。樊总督号召各路军阀“军令政令统一”，也就是听孙可望指挥，李乾德最先跳出来反对。不久后，樊一蘅病死，李乾德跳得更高，公然以四川最高长官自居。这倒是给一直想染指四川的孙可望帮了大忙：正愁找不到借口，这回妥了，咱给杨展报仇去！

李乾德级别最高、反对最坚决，所以也最先挨揍。永历五年（1651年），孙可望作出了分两路进军四川的作战部署，刘文秀率主力渡金沙江，取道建昌（今四川西昌）入川，王自奇部则取道毕节、永宁，夺取川南。

面对孙可望大军压境，李乾德决定死扛到底，派武大定率主力前往雅州（今四川雅安）迎战，另派出一部兵力驻防叙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