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抗争（第5/8页）

李成栋入城后，便下令鸣炮屠城，“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甚至连路边的灌木丛都不放过（乱苇丛棘，必用枪乱搅，知无人然后已）。根据比较保守的统计，此次屠城有数千军民遇难，河道中漂满浮尸，根本没办法行船。（舟行无下篙处。）

嘉定人朱子素在《嘉定屠城纪略》中记录了当时的惨境：

“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数计，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人。”

李成栋撒完野，很快就撤出嘉定，因为这里不是他的驻防区。

七月二十三日，嘉定百姓在乡民朱瑛的率领下再次举起义旗。这一次起义，首先收拾的是被逼剃发的乡民，并且“沿路烧劫，烟焰四起”。

得知嘉定再次反水，李成栋派部将徐元吉率兵前往镇压。由于此次起义力量薄弱，而且行径跟土匪无异，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从七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徐元吉、浦峤、浦嶂等部对嘉定城及周边乡镇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一时间“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

八月二十六日，已降清的前南明总兵吴之蕃反水，趁清军不备，反攻嘉定。吴之蕃的军队得到嘉定民众的热烈拥护，李成栋派兵镇压，并对“冥顽不化”的嘉定百姓进行第三次大屠杀，造成两万多人罹难。

从闰六月到八月，嘉定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三次高举义旗，也遭到清军三次血腥镇压，史称“嘉定三屠”，为江南的抗清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愤怒的浙江

对于多尔衮而言，江阴、嘉定不过是江南抗清的“开胃菜”，真正的重头戏在浙江。清军要想彻底镇压浙江东部地区掀起的抗争，就不是围困一两座孤城这么简单了，因为浙江的形势远比长江南岸要复杂得多。

浙江的抗争让清军感到很头疼，首先是因为这里的百姓从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只追溯最近的历史，浙江从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就开始造反，具有深厚的造反传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

前面提到过一个叫陈子龙的人，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因招抚浙江许都叛乱有功，擢升为兵科给事中。这个所谓的“许都叛乱”，就发生在浙江的东阳。

其实，早在陈子龙出任绍兴推官兼诸暨知县的崇祯十三年（1640年），他的辖区就已经是暴乱四起。陈子龙到任后，采取剿扶并用的方针，一方面实施“连坐”，一方面救济贫民，逐渐平息了事态。

这一时期，浙、赣、闽三省交界地区“叛乱”的声势越来越大，陈子龙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参与会剿，镇压了邱凌霄父子领导的山民起义。次年，许都领导的东阳起义爆发，连下兰溪、东阳、义乌、武义、浦江等地，进而围攻金华，陈子龙再一次“临危受命”。

他跟许都是旧年好友，并多次举荐许都，只是一直未获朝廷批准。有了这层关系，陈子龙很快便以招抚的方式和平解决了这次“叛乱”。

但是，巡按御史左光先（其兄是史可法的恩师左光斗）背信弃义，对已经归附朝廷的许都及其部属大开杀戒，以达到彻底瓦解起义军的目的，东阳等地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浙江频繁发生平民暴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饭吃。废话！有饭吃谁造反？

其实，当时的浙江在全国算是比较富裕了，仅次于长江南岸地区。GDP没得说，问题是百姓收入不见涨，赋税却驾着筋斗云涨，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崇祯皇帝还是比较节俭，收这么多税也是没办法，辽东要打仗（对付清兵），西北要打仗（对付李自成），边打仗还要边练兵。打仗、练兵，说白了就是烧钱，正常的赋税不够，就得增收附加税，这就是所谓“三饷”的来历，分别称为辽饷、剿饷、练饷。后来多尔衮打进北京，做个顺水人情，把“三饷”都给抹了。

税越收越多，又不知道朝廷把钱花哪去了（辽东、西北到处吃败仗，败了继续打，要打还得收钱），再加上遭点天灾，浙江人相当愤怒：你们败家，我们埋单，还有完没完？

活不下去就得造反。这里反了，被灭掉，那里再反，再被灭掉，别的地方还是没法活，又继续反。反着反着，崇祯皇帝挂了，弘光皇帝下课了，杭州的潞王也缴枪了，然后等来了“剃头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