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样式的更替（第2/6页）

王十朋以为妻子已死，钱玉莲也听信误传以为丈夫已不在人世。一个热心人为这对“孤男寡女”作媒，最后两人又惊又喜地得以团聚。

这出戏的作者（《荆钗记》的作者，旧本上题作“丹邱生撰”，吕天成《曲品》记为“柯丹邱撰”。王国维因朱权道号为“丹邱先生”而断言“明宁王权撰”（《曲录》），误。）显然是为了全方位地宣扬中国宗法社会的礼义伦常，（《荆钗记》第四十八出“团圆”写到，王十朋与钱玉莲终于相逢相认，获得圆满的结局时，皇帝颁下圣旨，其文为：“诏曰：朕闻礼莫大于纲常，实正人伦之本。爵宜先于旌表，益厚风俗之原。迩者福建安抚钱载和，申奏吉安府知府王十朋，居官清正，而德及黎民。其妻钱氏，操行端庄，而志节贞异。母张氏，居孀守共姜之誓，教子效孟母之贤。似此贤妻，似此贤母，诚可嘉尚。义夫之誓，礼宜旌表。今特升授王十朋福州府知府，食邑四千五百户。妻钱氏，封贞淑一品夫人。母张氏，封越国夫人。亡父王德昭，迫赠天水郡公。宜令钦此。”）但艺术本身的丰富性总是超过目的性，广大观众喜爱王十朋、钱玉莲，是因为他们对婚姻的坚贞和对富贵的傲视。

《荆钗记》企图得到来自上层和下层的双重肯定，从效果看，体现下层人民愿望的一面更浓重一些。

这个戏在艺术上，弊病是男女主人公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都缺少有说服力的内心依据；长处是充分运用了横向对比和纵向起伏相结合的技法，使得这一长达四十八出的大戏一直保持着吸引力，让人看得下去。

二、《白兔记》

比《荆钗记》更强烈地展示离乱之苦的，是《白兔记》。（《白兔记》现存三种版本，一为明代富春堂刊本《刘知远白兔记》，一为汲古阁刊本《白兔记》，一为明成化年间刊本《刘知远还乡白兔记》（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一墓葬中出土）。三种版本有多方面的区别，但故事情节基本相同。相比之下，明成化年间刊本可能比较接近早期的演出本。）

《白兔记》借用了兵荒马乱的五代时期的一个题材，经后代作者大幅度的虚构，编排而成。

刘知远外出投军，妻子李三娘留在家中，却受到哥嫂的百般虐待，连新生的婴儿也难以存活，只得托一位好心的老雇公把婴儿带给刘知远。但是，刘知远已经再婚，把李三娘忘了。

李三娘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孤苦伶仃一人继续苦熬着。她在井旁叹道：“一井水都被我吊干了，……泪眼何曾得住止。”十六年后的一天，一头白兔窜到井旁，后面跟追的是一名正在射猎的少年公子，他就是李三娘十六年前送走的亲生儿子。儿经问答，一家终得团圆。

这个戏，褒贬扬抑的态度十分鲜明，而标准却是民间化的，因此社会意义超过《荆钗记》。

在艺术上，它通过大幅度的人生跌宕，加固了戏剧性，却又质朴无华，富于生活气息。故事紧凑，人物鲜明，较多地表现了普通观众的审美习惯。随着这一优点同时而来的弱点，是语言上的平直粗疏，有欠锤炼，其他方面也颇多草率之处。

三、《拜月亭》（又名《幽闺记》，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为元人施惠（君美）所作。关汉卿曾作杂剧《拜月亭》（全名《闰怨佳人拜月亭》，）南戏《拜月亭》是以杂剧《拜月亭》为基础创作的。）

又是一幅兵荒马乱的画面，又是一个流亡离乱的故事。

在一场战争中，逃难的蒋家兄妹和王家母女都走散了。在呼唤寻找中，两个女孩子由于名字谐音而回应，结果造成互相置换：蒋家妹跟随了王母成为义女，王家女儿跟随了蒋兄结为夫妻。只是王父不允，夫妻两分。

后来蒋兄考上状元，王父将女相嫁，才发现这是一对被自己拆散的夫妻；而义女蒋妹，则嫁给了一位武状元，居然也是熟人。

此剧的成立，大半是靠巧合，而且是层层叠叠的巧合。这在一般戏剧中会显得牵强，但在一个彻底离乱的环境里，一种连最简单的通信也没有的逃难长途中，依赖巧合成了唯一的人生希望，因此，艺术上的巧合游戏，也比较能够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