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6/51页）

于是，帝国的官员们毫不负责地将国家推向灾难。

从帝国官员们千奇百怪的反应上，就可以看出在此风云变幻的时刻大清帝国的命运究竟掌握在一伙什么样的官员手中。

有主张把驻华外国使节全部杀光了万事大吉的——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三策”，请求端郡王载漪转奏太后：“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畴，中策也；若始战中和，与衔壁与（予）亲何异？”惟恐天下不乱的端郡王载漪看到此论不禁大喜：“此公论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有给杀光外国使节寻找理由的——编修萧荣爵：“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同上）

有直接歌颂义和团的——知府曾廉、御史刘嘉谟：“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教民，以绝乱源。”（同上）

有主张把过去办理洋务的人和与洋人有密切关系的人重新定罪的——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同上）

有主张为过去的“教案”平反的——户部主事万秉鉴：“请议恤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同上）

有想趁机洗刷罪名的——侍郎长麟因为站在光绪一边被慈禧罢免，现在急于立功：“请率义民前敌！”（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有信口胡说的——只要太后高兴，即使是最不可能的事，也能随便说出口，而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安危视为儿戏的——御史徐道焜：“洪钧老祖已命五龙把守大沽，夷船尽没。”御史徐嘉言：“已得关壮缪帛书，书曰夷当自灭。”（同上）

帝国的官员们被一种惟恐落后的状态所笼罩以至于精神失控了，他们个个争先恐后地把街上的义和团们请到家里来当做上宾。吃、喝，称兄道弟，而且家家设立起义和团的“拳坛”——“王公邸第，百司廨署，义和团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大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之。”（《中国历代战争史》卷十七，台湾“三军大学”编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0页。）

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奇怪的事情终于不可思议地发生了。

也有反应慢的官员，或者曾和洋人有某些瓜葛，或者家有信奉洋教的亲人，甚至平时和载家兄弟关系不太好的，他们立即遭了殃。都统恒庆，满族贵族，平时和载漪交往甚密，但是一家13口全部被义和团杀害。尚书立山平时“不附载漪”，候补侍郎胡燏棻、学士黄思永、通永道沈能虎均以洋务著称，都被列入了义和团的死刑名单。结果，胡燏棻逃亡，沈能虎通过行贿得以幸免，立山、黄思永被捕入狱。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等因被指为教民被打了个半死。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尚书陈学、副都御史曾广、太常张邦瑞被抄家，“仅以身免”。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坚决支持义和团的大学士徐桐和阁学贻谷的家也被蜂拥而至的义和团们抄了，金银财宝损失了不少。入室抄财的义和团们在这一瞬间根本没有政治立场——贫苦的农民们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帜，高喊着什么样的口号，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地揭竿而起，从根本的动机上讲是痛恨高官与家财万贯的豪富，敌视人世间所有的贫富不均——类似“扶清灭洋”这样的政治口号在这种阶级痛恨和敌视中一钱不值。

帝国的农民们不需要紫貂长袍和千年古董，他们需要银子。他们把抄家得来的财宝衣物拿到前门外去卖，京城的大栅栏一带成了乡村集市一样的自由市场，身穿义和团制服的农民们的叫卖之声在这里连成一片。北京的平民们为此大得实惠，区区几个钱就能买到皇亲贵族、高官大员家里的贵重物品和价值连城的古玩：“诸宅被劫后，均于前门外销赃，有以京蚨三十千得带■貂褂者，有以京平银四五两得翡翠朝珠者。”（复侬氏、杞庐氏：《都门纪变百咏》，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