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30/51页）

一般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对生活的看法是物质主义的。中国人是不愿意轻易失去生命的，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里，那个被西方宗教所看好的“幸福而美丽的天堂”根本不存在。但是，崇尚物质主义的中国人却并不拒绝“远大的幻想”——“他们的脸色像圣徒一样闪烁着献身的精神”——义和团们的视死如归是确切的。但是，更确切的是，帝国的农民们根本不相信“神仙附体”的自己竟然能死。即使目睹了太多的死之后，他们依旧不愿意承认“神仙”的失灵。中国人对连自己都说不清的“神”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坚信不疑。如果坚持要解释的话，只有这样的理由可能是一个出路：在中国人的性格深层里，有一个民族心理的惯性，即：可以承担牺牲，但不能接受失败，尤其是不能接受为失败而牺牲。

可是，无论是多么短暂的“睡”了，人还是死了，证实这一点并不需要多少现代科学知识：帝国6月的暑天里，死尸两天后就开始腐烂了。于是，义和团们便开始寻找各种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来解释死亡。需要指出的事实是，在关于义和团战斗的史料记载中，几乎看不到义和团首领们死在战场上的记录，在死亡的义和团团员中以未成年的孩子居多。对此，当时普遍的解释是：“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遁衣而下，故无伤。”显然，这样的解释对农民首领们的名誉是有利的。可还是有人看得明白：义和团“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无论怎样，都不应该责备帝国的农民们，因为毕竟是他们在为19世纪末的整个大清帝国承担着无法避免的死亡。即使是这个帝国的高级官员们“皆裹红巾，短衣持刀以从”，但是究竟没有听说哪一位官员牺牲在进攻的队伍前面。帝国京城内每一处战场的情景无一例外的是，洋人的枪声一响，“后面的人”跑起来比谁都快。更何况大部分官员根本没有上战场，他们正聚集在各种酒席宴会上，争相传播着各种离奇古怪的消息，那一张张“胖、好色、虚弱”的脸上浮现着愚昧的嬉笑。

1900年的夏天，帝国政府官员极端愚蠢阴暗的私心对中国百姓的伤害，甚于洋枪。

饭馆里酒过三巡之后，一个官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各位，洋人们这回恐怕是真栽了！京城来了八个老头儿，全是甘肃人，个个年过200岁，白胡子一直垂到小肚子，真正的天上神仙模样，据说都是义和团的老前辈！您猜他们打哪儿来？敢情人家携带500团民遍游了欧美各洲地界，在洋人们的老家已经折腾了个够。今儿一大早儿进的德胜门！这下够洋人们一瞧的了！

戏园子里压轴戏还没开锣的时候，一个官员的声挺大：知道义和团的曹老师不？神了！一座洋楼上住着不少洋人，任凭怎么攻打就是不降。老师火了，站在楼下，从怀里掏出一把青铜子儿，往楼上这么一扔，洋人的脑袋扑通扑通直往下掉！最后剩下个大个儿洋人没死，老师用一根柴火棍儿那么一指，脑袋也掉下来啦。这是我亲眼所见。兵荒马乱的时候，谁也没闲功夫编瞎话儿玩！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帝国的官员们真的很为使馆这么久打不下着急。知府曾廉上奏折，献“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上书献“三策”的那个编修王文龙是个思维活跃肯动脑筋的官员，他又一次上书，向朝廷郑重推荐可以杀洋人的“三贤”，结果慈禧真的信了，让人去寻这三人来。王文龙的“三贤”果真被找来了：一个是叫普法的和尚，据说是个“妖僧”，念的不是正经的经。一个叫周汉，是个吹牛吹得天花乱坠的“狂夫”，具体让他干什么的时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第三个“贤人”找起来费了点儿劲儿，这个叫余蛮子的汉子原来是个以攻镖为职业的土匪，朝廷的人到他家找他的时候，家人说他出门了，经过打听才知道正在四川“干活”，结果“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三个“贤人”到了北京是如何发挥“才能”的，没见史书记载一字，能见到的还是局势一日日地在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