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43/55页）

北京。深夜。西什库教堂内一间房间的灯光彻夜未熄，一个名叫法维埃的法国主教正在伏案写信。信是写给法国公使的：

公使先生：局势已经日益变得严重和危险。在保定府，七十多个基督教徒被屠杀，其他三名新入教者被乱刀砍死……北京四周已经受到包围，拳众日渐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个烟幕，义和团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的外国人，这个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了他们的旗帜上。义和团的同盟军正在北京等待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这里的我们的日期已经确定，我们已经处于和一八七零年天津惨案前夕同样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先生，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您给我们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来，以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过去在不很紧急的情况下，也曾经这样做过。我相信，我们的谦恭的请求，您将惠允考虑。（张超：《八国联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15页。）

这是一封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著名的信件。它的著名之处在于，这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从外国人的口中第一次说出“派遣军队保护”的话。这位法国主教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的这封信不但引发了中华帝国的一场灾难，而且几乎影响了这个东方帝国的历史进程。

法维埃，中文名字樊国梁。1862年25岁时来到中国，至他写信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待了近四十年。他身材高大，说一口地道的京腔汉语，身穿一身中国式的长衫，脑袋后面和大清臣民一样留着条辫子。他不但是外国在华人员里的“元老”级人物，还是受到过中国皇帝亲自任命的“官员”。同治、光绪两朝皇帝都很器重他。身为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中国皇帝居然颁发上谕，授予他二品顶戴，其级别相当于巡抚、总督，其在中国的资历和地位可想而知。在中国居住的漫长的经历和在帝国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使樊国梁完全能够了解中华帝国的风土人情、礼仪习俗、民族性格以及官场作风，因此，帝国北方农民的骚动和义和团的兴起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凭借在中国多年的政治见闻已经嗅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眼前，他担心的不仅仅是他居住的那间教堂的安危，而是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的命运。令人惊异的是，他不但把义和团的实质看得十分透彻，而且对将来进入北京的义和团“以袭击教堂开始，以袭击使馆告终”的行为竟然也猜测得准确无误。

帝国的政府对他的臣民的了解远不如法国人樊国梁。

第二天，樊国梁主教的信就像一份号召书，在京城使馆区内所有的驻华公使中广泛传阅了。

5月20日下午，各国公使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参加国已经扩大到11个：英、法、美、德、俄、日、意、奥、葡、比，会议由西班牙公使葛络甘主持。会议首先宣读了樊国梁主教的信，尽管每一位公使都已经读过了，但是再宣读一遍是必要的，可以加强会议沉重的氛围。法国公使毕盛再次确定了这封信的“可信程度”，说樊国梁在中国居住了近四十年，他的分析应该具有“权威性”，而且就当前的局势看，洋人将要面对的危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暂短的沉默后，德国公使突然建议：仅仅派遣使馆卫队来是不足以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要派军队登陆，为保护外国人的安全而进军北京！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让中华帝国备受纷乱和屈辱后，帝国主义们的真正的愿望终于说出口了。

俄国公使立即附和：完全同意！

其他国家的公使紧闭着嘴不说话。

翻开帝国主义侵入中华帝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对于列强们来说，每一次侵入最大的困难不是武力不够，而是借口难寻。他们每次最后找到的借口几乎都是些无法载入正式外交文件的不成其为“事件”的“事件”——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大国，中华帝国实在是太“规矩”了，它既没有武装进入其他国家开辟什么“势力范围”，又没有在海外挑起类似抢劫和绑架这种“像样”的国际纠纷，更没有占领过一寸别人的土地挂上自己的国旗——外国军队要武装挑衅和武装侵入这个东方帝国，说得过去的外交上的“适当的理由”实在是太稀少了，这几乎成为帝国主义们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