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42/55页）

袁世凯，这个帝国的省级官员，竟然在这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问题上，如此与朝廷的意思相违背，至今仍然是个没有明确答案的历史疑团。惟一值得深思的是：袁世凯肯定受到或者得到了帝国南方各省高级官僚们对义和团运动态度的影响和支持。受到现代商业和现代思想影响的帝国南方官员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团体，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他们在1901年的观点和动作，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有趣的现象之一。

但是，袁世凯仅仅是肃清了他地面上的义和团，而那些农民们在他的驱赶下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装做不知道——他等于是把义和团的农民们赶出了他所负责的山东省的地盘。义和团的农民们从山东进入了直隶，山东、河北的义和团聚集到了一起，于是造反的规模和力量更大了——老佛爷舍不得“剿”的义和团不但依旧存在，而洋人们总拿山东的“治安”问题向老佛爷发难的危机又被袁大人解决了，袁世凯两面都可以自圆其说。至于把义和团赶到了直隶，而直隶是包括天津与北京在内的省份，帝国北方国防的门户和帝国皇家的都城也许会受到更直接的威胁，这一点袁大人可就管不着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能够在帝国灭亡之后直到民国时期依旧高官照做骏马照骑的袁世凯。

直隶总督裕禄，满族贵族，是一个典型的软弱平庸的大员。他原来也和袁世凯一样，对义和团持坚决的镇压态度。他命令驻守天津附近的军官聂士成动手，追杀了不少“拳匪”。但是，他的政治经验比起袁世凯实在是差得太远，他最后的结局是几个月后在一个肮脏的马圈里用手枪自杀了。他是旗人，自认为他对帝国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比袁世凯这个汉人揣摩得要更加透彻，他敏锐强烈地感觉到了慈禧太后有支持义和团的意向，于是，他立即决定采取的策略是：不是不管，也不能真管；不是不剿，也不能真剿。拿他的话讲就是“剿抚并用”。后来的中国还常常可以听到类似的一个名词：不作为。但是，作为一名防务大员，这种“策略”实际上就是纵容，而且纵容到了直隶总督衙门居然成了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的“天下第一坛”，3万之众的义和团员整天在衙门里演练刀枪不入的程式。为了试探慈禧的意思，裕禄拨了20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当“军费”，邀请义和团进入天津。结果，慈禧在他的后面又“追加10万两”。他立刻觉得自己押宝押对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荒诞地封义和团的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轿子，再把衙门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的农民们取用。

天津城乱了。

帝国的官员可以支持，但是，洋人们要行动了。

3月10日，京城内的各国公使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多了个意大利。会议最后发表了一份声明：如果帝国政府不再次明确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他们就要进行各国海军的联合示威。

3月，义和团在河北境内的活动达到高潮。

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再次发表联合照会，实际上这是一份“最后通牒”：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他们将“代为剿平”。这是一个企图对帝国内政进行武装干涉的明确信号，然而大清朝廷没有或是不愿敏感而清醒地认识这个信号的确切含义。

一个星期后，俄、法、英、美等国的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组织了“示威”。

5月12日，直隶首府保定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民教冲突。这个村的村民们要请戏班子来唱戏，戏台没有按照通常的习惯搭在神庙，而是搭在了一户“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前，村民们把神像从神庙中请了出来，放在了这户教民家的台阶上。教民们感到受到了侮辱，于是把神像踢了。不信教的村民们立刻把村里的教堂砸了。官司打到保定府，在外国主教的威胁下，官府判决村民们不但要赔偿教会250两银子，而且还要摆酒席宴请教民和主教，并在宴会上向主教和教民们磕头认罪。怒火万丈的村民们立即做出“花大价钱请义和团拳师”的决定。在村头“拳坛”的香烟缭绕了整整10天之后，村民们和义和团们一起动手了：12日夜晚，这个村里的30户教民家庭遭到彻底洗劫，30户人家的男女老幼全部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