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24/55页）

中国人的“神”没有尊卑之别，高高端坐在云端之上的天国主宰玉皇大帝是“神”，藏匿于坟地某个洞窟里夜出昼伏的黄鼠狼也同样可以是“神”。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人世间权威的大小是不固定的。在帝国乡村的庙宇中或者在农民家里的神龛上，同时排列的可能是孔子、菩萨、铁拐李和一位阴间看守的牌位。中国人的“泛神”来自于恐惧：儒家的道德学说保护不了经常面对天灾人祸的百姓，尤其是只有靠天靠地吃饭的农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民们是不存在想像和寄托的，他们的精神连同肉体一起只在昏天黑地的现实中生活。于是，即便是供奉着“神”，中国人也说不出哪个“神”更有权威些，更能帮助他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中国人信奉诸“神”。中国人又不在乎诸“神”。

节日里的一天，几个乞丐敲门，手里拿着几张印刷粗糙的“喜神”，说是“送喜”来了。明知道这是乞讨的手段，但没有一个中国人赶他们走，而是象征性地给乞丐们点食物，双手把那张剪纸画的“喜神”接过来。

欺骗自己可以解释为“自我安慰”，但是中国人连他们所供奉的“神”都可以欺骗，于是谁也说不准还有什么是不能欺骗的了。

因此，在中国的乡村，大张旗鼓并且仪式夸张地修了神庙之后，就很少有人再去理会神庙了，这就是洋人在帝国的土地上到处可见破败的神庙的原因。

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中国人对“神”的最普遍的态度。表面上的崇拜和内心里的忽视，这种对待人物与事物的态度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帝国农民对“神”的供奉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农民们的任何“信”与“不信”都有明确的目的。他们不知道所谓的“纯净的情绪”。他们任何形式的“敬神”都必有所求。因为整日为生存苦斗的帝国农民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太多了，往往陷于无助状态的他们希望能有一种力量帮助他们摆脱生存的困境。他们无论供奉什么“神”，都是为自己的行为壮胆子。

在义和团团员们所供奉的所有“神”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帝。

在帝国经历最混乱最悲伤的那段历史时期中，无论哪一个义和团的团体，无论这伙帝国的农民来自什么省份，无论他们老幼、贫富的差距有多么大，无论他们正在懵懵懂懂或者兴高采烈地“举事”，还是面色惶惶或者大义凛然被屠杀，在他们的衣襟里，贴着温热的胸膛，毫无例外地都珍藏着一个关帝神符。

这是一个洋人们无论如何也看不明白的、写着奇怪的汉字和画着奇怪的图案的布条。

无法解释中国人对一个文学人物竟然如此崇拜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个东方帝国经过了多少国家政体的剧烈变化和时代潮流的剧烈冲击，无论是在充满盲目迷信和科学荒漠的百年之前，还是在科技发达和文明进步的今天，无论中国人百年之间的政治观念和生活态度有了多么惊人的变化，一些国人对关帝的固执崇拜和忠贞不渝的程度至今令人茫然不知所措。

“关帝”，中国三国时代蜀汉将军关羽。陈寿《三国志·关羽传》曰：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众徒，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

这位将军的功过仅仅只有这样百字而已。他被曹操俘获过，曾经为曹军立过战功，比如杀了袁绍最得力的干将颜良。归刘备之后，连续打过不少胜仗，最后因为刚愎自用，在一个叫做麦城的地方中了对手的埋伏身亡，被蜀后主谥为“壮缪侯”。

翻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有如此经历的将军比比皆是，但是，从“侯”而“王”，从“王”而“帝”，从“帝”而“神”，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仅有关羽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