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8/58页）

到了清末，中国人在西方人的描述中只剩了两个最强烈的字：麻木。

“在肮脏的低云下的河岸码头上，默默地走动着面无表情的中国人。”1881年来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的一位荷兰商人这样描写道，“他们深颜色的破烂衣服仅仅能够算做一块勉强遮羞的布，只有在和你进行交易的时候，他们的小眼睛里才出现一种机警的光亮。但是，他们的讨价还价是把手指藏在衣襟里进行的，即使最激烈的争论，在他们的脸上也完全看不出来。”1886年一位名叫利马的西班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说：“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种族，他们那麻木的、近乎呆滞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什么叫无助和绝望。”美国传教士史密斯说他永远也忘不掉中国人无所事事的“沉默”，他认为中国人忍受精神苦难和肉体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坐很长的时间”。史密斯说：“中国人麻木不仁和缺乏公共精神。”他列举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冷漠”的细节，它们来自于这种精神状态所导致的公共秩序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异常：中国人都对“公共的”不感兴趣，国家的、公共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个人占有的对象——“铺路石不见了，城墙上的方砖不见了，某个港口外国人墓地的围墙不见了，北京皇宫曾经发生过一起著名的盗窃案件，因为紫禁城房屋上的铜顶不见了。”（《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8～79页。）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驮炮的骡子是从山东人那里用很便宜的价钱买来的。天津的商人也和英法军队签有协定，“只要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为联军提供一切帮助”。而在阻击外国联军的帝国军队所抓获的俘虏中，大部分竟然是中国人，这些协助联军进攻自己国家都城的中国人是联军花钱从中国南方雇来的。气愤的帝国士兵把这些俘虏头上表示身为帝国臣民的重要标志的那根辫子剪掉了。在中国，这是对中国的臣民政治良心的最大的惩罚。”史密斯还记述了1851年发生在中国京城一家客栈里的奇怪的事：几个洋人在与几个中国人就皇帝的问题聊天。当时中国的皇帝刚刚“驾崩”，洋人们问中国人对谁来继承皇位有什么看法，一个中国人慢慢地站起来说：“这是衙门里的人关心的事，他们拿的是这份俸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同上）中国百姓对自己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恐怕算得上是这个世界上一种极其罕见并且难以解释的古怪现象了。

数千年以来，东方这块土地上曾经出现过无数位皇帝。如果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华帝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开始计算，皇帝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虽然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畏惧皇权的人，但是，关于皇帝的一切，除了能引起那些和皇帝有依附关系的大臣们的关注之外，充满东方幽默精神的中国百姓们大都对此怀着一种事不关己的轻松散淡的心情，顶多在茶余饭后胡乱议论几句来调剂贫困而单调的日子，且议论的内容大都与皇帝后院里居住的据说有着惊人美貌的“六宫粉黛”有关。对最高统治者至尊地位的仰慕，对帝国专制权威的畏惧，对宫廷私秘生活的猜想，以及对皇帝生老病死的调侃，所有这些敬与不敬都融合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里，经过数千年的浸染，如同一种生命的基因，构成了中国人肉体和精神生活必须的组成部份。

根源似乎是贫穷。

19世纪末的中华帝国像一个残年的老人，它的身体已经不是有什么病症的问题，而是在自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老着。连年的灾害使荒凉的田野土路上充满绝望的逃荒者，他们走过残阳斜照着的古代遗留下来象征辉煌成就的高大庙宇石碑的时候，目光茫然而呆滞。在支离破碎的现实里，占中国总人口九成以上的手工业者、游民和农夫的忧患已经萎缩到了最基本的生存线上，贫困使这个帝国的人民的生命状态脆弱到了极致——雨水稍减，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丰，就意味着成千上万个家庭会被洪水淹没。高墙里皇帝的消化系统是否健康和他们的命运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