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37/58页）

康有为至死都是最坚决的“保皇派”，他“无限忠于”的感人事迹之所以被历史的书页埋没，是因为后人觉得他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和“封建势力的掘墓人”。

无论如何，康有为在寒冷的如舟小室中顽强地再次给皇帝写信了。他向皇上提出建议，主张中国和英国、日本两国“结成联盟”——旅顺城内中国百姓的血迹未干，写出这样的文字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经过对诸位帝国主义的反复比较，康有为得出了要“联英日以拒德俄”的结论。康有为绝对揣摩过皇上的心思，因为，帝国主义们被各种利益驱使现在已经基本上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德、俄、法集团，与慈禧的“后党”关系密切，尤其是“洋务派”的那伙人，包括李鸿章、刘坤一等要员，对俄国犹为亲近；另一个集团是英、日、美，这三个国家向光绪的“帝党”表示友好，特别是积极“支持”中国的变革。康有为认为，“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德、俄得东方，于日本不利”，况且，“日本欲奋扬威武而受德俄之挟制，日本必恨德俄”，所以，日本人说的是“真情也”，英国则是“真救人之国也”。

在康有为所有的“上书”中，最著名的是《上清帝第五书》。其中他为皇上指明了三条救国之路，即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向俄国和日本学习——康有为划分阵线的思维到这里又乱了——“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变政”。康有为的“群才”不是指民间圣贤，而是指六部九卿各大臣，要知道康有为大小也是政府官员之一了。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意思是皇上放权，让各个省的官员自己去进行变革实践。康有为最后说：推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推行中策，能够维持局面；推行下策，国家仅仅不至于灭亡。如果“三策”都不推行的话，国家肯定就完了，到时候皇上就是想当个安稳的普通百姓都不可能了。9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二）第195页。）

信写完了，请工部代呈，但工部尚书淞■认为康信有“偏激之词”，于是扣压下来。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登在了上海的报纸上，“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

康有为彻底体会到什么叫做“宫深帝远”了。在经过几个晚上的痛苦失眠后，他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他不干了——如果那一年康有为真的这样走了，中华帝国的那段历史将平淡无奇。可是，当他已经把行李装上车时，突然有人告诉他，一位大官员到了南海会馆的门口，并且指名道姓地要见他。康有为顿时愣住。

来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人名叫翁同龢。

中华帝国1898年的惊险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翁同龢，皇帝的老师，江苏苏州府常熟人。父亲翁心存咸丰时为朝廷宰相，同治时为皇帝的老师。名门并不一定出纨绔，翁同龢27岁一举中了状元。“状元”是数十万读书人中独占鳌头的无上荣耀。中国明清两朝，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非状元不能做宰相。翁同龢官运亨通，真就做了宰相，并且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家父子二人，一个是咸丰、同治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一个是同治、光绪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师，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更奇特的是，翁同龢哥哥翁同书的儿子翁曾源在同治年间又中了状元，一时间国人盛传贫寒的常熟翁家的茅草屋肯定是盖在了龙脉上。宋明以来，中国开始重文轻武，武官有多大的功劳也顶多做到将军元帅，文官却可以入阁拜相，甚至成为皇帝的老师，得到的宠荣无以复加。1898年的翁同龢任协办大学士，是掌握帝国外交大权的总理大臣，还是掌握帝国财政权力的户部尚书，同时还是军机大臣，地位几乎仅在皇帝之下，首辅之尊，权势熏天，一举一动，满朝注目。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就必然是“帝党”之首。为了皇帝的利益，他不顾身份亲自跑到米市胡同拦住康有为的车，目的仅仅是一个：劝康有为留下来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