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20/58页）

因为摒弃了所有人类自然科学的内容，只承认东方的哲学思想和道德理论，所以帝国的科举考试是世界上内容最单一的考试。这样的考试在中国至少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它一直是显示帝国政治稳定的标志，是帝国文化精英相聚一堂的盛事，是展示帝国悠久文明的景观，是帝国最低层的平民幻想一夜暴富、鸡犬升天的梦境，是帝国国家政权顺利运作和行政管理得以维持的支柱。而帝国的知识分子素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人生成就的最高境界。他们的“知识”长久而强烈地为政治功能所淡化，也就是说，不通过政治实践的检验，他们的“知识”就没有实际价值。“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文人当官从政，和农民耕地一样自然，除此以外别无出路。对政治前途过于强烈的单一追求，驱使帝国的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凶险而狭窄的人生之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官便得志，失官或丢官便失志，因此他们往往容易成为社会各阶层中最“奋不顾身”的人。

这一年的春天，数万知识分子聚集在帝国的都城，由此带来的一个情况是过去的统治者不曾有过的，并使现任的统治者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在帝国的知识分子，那些最温文尔雅，最讲礼仪道德，并且是帝国官员选拔制度的惟一受益者的读书人中间，此刻正流动着一种危险的情绪，这种情绪不断蔓延以至威胁到了帝国政权的生存。

夹杂在危险人群中的最危险分子之一就是那个康有为。这是一个令京城人听上去话语十分古怪的广东人，面色黝黑，其貌不扬，身穿一身读书人的蓝色长衫。与帝国绝大多数梦想读书取仕的人一样，康有为在掌握帝国经典理论上才气平平，因为“书香门第”的家庭压力，于1882年和1888年两次参加取得举人资格的乡试，都以失败告终，他产生了放弃考试的念头。但是，“诸父皆强之”，尤其“母意属望迫切”，康有为只好奋不顾身地一试再试。1893年，36岁的时候，他勉强通过了乡试，取得了参加京城最高考试的举人资格。但是，第二年，他在第一次进京赶考的时候，不但没有考上，而且还扭伤了脚，于是他便南下回家了。那时正是1894年，按照中国的历法是甲午年。

1894年的春天，已经37岁的广东举人康有为决心最后一次在科举考场上赌一把自己的前途。

在万物春情萌动欲望勃发的季节里，帝国文人想当官的念头往往会使他们的精神几近疯癫。

这个春天的考试，是热切希望一步登天的帝国文人们最不安心的一次考试。当文人在京城小胡同中那油灯昏暗的客栈里抱着书本临阵彻夜“磨枪”的时候，国家不幸的消息乌云一般一阵一阵地滚过来。海战的失败已经让国人“莫名惊愕”，而帝国的全权大臣与日本人草签的条约内容更令“举国哗然”。不要说把中国的国土割让给洋人是奇耻大辱，光一笔关于银两的账就让中国人觉得日子没法过了：当时帝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8890万两白银，而日本人要求的赔款是这个数字的三倍，且规定第一年就得支付1亿两，全部赔款必须三年内还清。

考试考到了年近四十前途依然没有希望的康有为在帝国的都城北京“拍案而起”了。他首先反对条约的签订：“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民众，而可有此约哉！”（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37页。）进而认清帝国主义的野心：“非战败之损也，非有开罪之失也，而一纸书来，取南满、东蒙、山东、福建万里之地，及国命之铁，甚至蹶而踏之，蹙而缚之，以财政军政顾问相要，以全国之要地警察，国命所托之兵工厂相索……凡人闻而怵惕伤心……”（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37页。）再论帝国外强中干，以国土民众十倍于人而受人遏制：“如巨象肥牛之遇乳虎，不待磨牙，闻声俯伏，甘听吞噬，岂非天下古今所未见有者哉！”（同上）最后归结于政府的腐败：“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举国若狂，方谋保举，而孙毓汶当国，政以贿成，大官化之，惟事娱乐，内通李莲英，相以交关，政俗之污坏，官方之紊乱，至是岁为极。”（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