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19/58页）

就在慈禧皇太后的生日庆典达到高潮的时候，旅顺紧跟着大连陷落。在日本第一军团司令山地元沼的命令下，四天之内，日本军人只干一件事，就是对中国妇女肆意凌辱，对中国平民残酷屠杀。日军从旅顺东面的上沟杀到西面的太阳沟，中国平民几乎没有一人幸免，城内城外到处是开膛破肚的中国男女老幼的尸体。1894年11月28日的《纽约与世界报》报道说：“旅顺的日军从攻陷旅顺的第二天开始，连续四天杀害了约6万名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在整个旅顺免遭杀害的清国人不过是为掩埋尸体而幸存的36人。”

这样一个帝国的任何抵抗都将是徒劳的。

这一点，连日本人都看得明白。就在北洋海军在威海海战中面临覆灭之灾的时候，1895年1月23日，丁汝昌，帝国海军的高级军官，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劝降书。此书收到19天后，丁汝昌自杀，因此寻找不到有关丁提督看完这封劝降书之后的表情和言论的记载。这份日本人写的劝降书可谓一篇千古奇文，虽写于百年前，但是值得百年后的所有中国人在夜深人静之时灯下细读：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比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二册，第197～198页。）

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谈论主题如此重大的国家政治问题。这不是一封通常意义上的劝降书，从内容上看，它根本不是一份劝说敌人放弃抵抗立即投降的战场文件。这个日本军人从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开始说起，比照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辛酸历史，解剖中华帝国衰败的原因。奇特的是，这些关于国家变革的理论竟然出自日本的一介武夫之口，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有着多么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它确实需要中国人“虚心平气”地深思，思“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痼。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对于封闭的中华帝国来说，“更张新政”已是“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否则，这个巨大的帝国即使再买多少军舰也难逃覆没的厄运。

7、一个短暂的“春天”

前往日本马关的帝国“议和”代表团的轮船正行驶在日本海海面上的时候，在帝国四面八方通往都城北京的路上，成千上万名身穿蓝色长袍的帝国文人们正在匆忙赶路。

京城里春寒料峭。一个名叫康有为的文人提着行李在蜘蛛网一般的胡同里东张西望着，他要寻找一个叫做“南海会馆”的小门脸，并且要在那里住下来。他期望那里最好能有一张桌子，让他把自己的文房四宝拿出来摆好。

帝国的知识分子是来参加帝国最高级别的考试的。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年龄相差很大，贫富极端悬殊地在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客栈里落脚。只是此刻，他们的梦境是极其相同的：经过数年的苦读，现在以各省举人的身份，竞争名额极其有限的进入帝国政治阶层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