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残阳如血（第16/22页）

从黄埔军校延续下来的国民党军的军法是严厉的：“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遵义一战，大军溃败，王家烈、吴奇伟直至薛岳，统统难逃惩治。但是，吴奇伟是薛岳的人，薛岳是陈诚的人，陈诚将尽全力保护这些家伙；而那个家底已经丧失殆尽的王家烈根本不值得大张旗鼓地惩罚了。眼下，蒋介石急于考虑的是中央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中央红军大规模的移动作战，令蒋介石东南西北难以理清头绪。三天之内，蒋介石连续发出了一系列命令：

三月二日，致电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命令他们沿乌江南岸“疾进”，“相机再渡乌江北岸”，以堵截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三月三日，致电何键，要求湘军李韫珩部急调第五十三师“兼程向石阡及其以西疾进”，然后“沿乌江扼要布防”。

三月三日，致电入黔各路部队，命令黔军、湘军和中央军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及其以西“数线布防”，“严密守备，坚固防堵”，“阻匪窜渡”。

三月三日，致电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命令以凤江冈、湄潭为目标“寻匪迹所向而击之”。

三月四日，致电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要求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应全部向桐梓推进，并限本月八日前到达”。

因为对红军的作战风格感触颇多，蒋介石不禁对国民党军痛心疾首，他先是致电川军各将领，明确指出了与红军相比国军的致命陋习：

查赤匪行动，飘忽不定，我军剿匪作战，处置贵在神速。各带兵长官，必须身临行间，方能应付机宜。近人常谓剿匪战略，前方反指挥后方，确系洞见症结之论。乃查川中各将领，每每安处后方，前方责任，委诸部属，而所谓将校亦相习成风，层层委托。以致平时则废弛军纪，有事则坐失戎机。

三月六日，蒋介石在致川军将领刘湘和潘文华的电报中，干脆明确要求川军以“朱毛红军”为借鉴：

重庆刘总司令、刘主席、宜宾潘总指挥：

庭密。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名，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养巳行［二月二十二日］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

蒋中正。鱼午行参战印。

四面八方部署完毕，谆谆教诲也传达完毕，蒋介石给刘湘和薛岳发出了收复遵义的电令：命川军郭勋祺部并指挥现位于桐梓的黔军，限六日集结完毕，即向遵义东北地区进攻；命中央军周浑元部六日集结在枫香园、鸭溪一带，即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命中央军吴奇伟部仍在茶山渡至乌江一带防御，另派一部向鸭溪、枫香园与周浑元部联络，准备无论红军向何方移动，“不失时机取直径堵剿”。

蒋介石收复遵义的军事部署立即被中央红军截获了。

正是因为这封电报的截获，引发了后来的一连串事件。

三月五日凌晨三时，中革军委发出的军事命令是：第九军团在桐梓至遵义一线钳制敌人，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干部团即日集中于鸭溪附近地域。

当日，毛泽东和朱德到达鸭溪，并以前敌司令员和前敌政治委员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消灭萧［萧致平］、谢［谢溥福］两师的作战部署”。

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第一次签署中央红军的作战命令。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了遵义，向着与蒋介石预测完全相反的方向开进。拿毛泽东在中革军委会议上的话讲，这叫“声东击西”。毛泽东认为，既然蒋介石依旧判断中央红军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且决心在遵义地区与中央红军决战，那么，根据“把五个手指一个一个地割掉”的原则，下一步最重要的战略目的就是寻找合适的战场和合适的时机，继续歼灭国民党中央军的一部或几部，使中央红军能够在遵义地区最后落住脚。现在，红军的作战目标已经出现了，这就是顶替受到重创的吴奇伟部从南向北开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和万耀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