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夜郎之月（第15/20页）

川军的拼死作战，与川东南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因为惧怕红军北渡长江，川东南的富裕乡绅们开始举家迁徙，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在川东南的中心城市重庆，军阀富豪们更是纷纷转移财产，致使四川汇往上海的金钱数额比平时骤增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为此，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给川东南各县县长发去了电报，电报表明“围剿”形势一片大好，各县大可放下心来不必惊慌：

赣匪西窜，经中央军，粤、桂、湘、鄂各军追击，奔逃数千里而入黔中者，仅残部三数万人，枪支不过万余，其已渡乌江者，仅一部分。现在参谋团业已率兵抵渝，中央追击部队已达五万人，正向遵义追剿。滇军五个旅集中毕节，与泸、叙方面切取联络，桂、黔军亦向遵义前进，与本军出击部队相犄角……综计各省及本军在黔边兵力数在二十万以上，军事部署极为周密，决于最短期内在黔边将该匪歼灭。

刘湘要求川东南各县“应抱有匪无我之决心”，“众志成城，精诚团结”，“全民动员，一致防御”，“开导绅民，不得闻风惊惶”，“倘或遇事张皇，或擅离职守，定按军法从事”。最后，刘湘向川东南各县县长保证说：红军已经“奔驰数千里，所谓‘强弩之末不穿鲁缟’，械弹既极缺乏，粮食尤感困难，以十倍于匪之兵力歼三数万疲极之残匪，本总司令确有把握”。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在中革军委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与川军进行决战时，对敌情的判断有严重的失误，中央红军不是在与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六个团的川军共一万多人打，而且川军另外两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土城战斗再打下去凶多吉少。与会者认为：由赤水北上进入四川，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必须立即轻装脱离战场，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方向前进。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仍在指挥所指挥战斗，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那些不符合轻装原则的物资。

土城战斗让红军官兵牢牢记住了一个川军旅长的名字——郭勋祺。

郭勋祺，四川华阳县一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一九二一年，潘文华率部投效川军总司令刘湘，潘文华任四师师长，郭勋祺升至第七旅旅长。他与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曾是好友，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更是来往密切。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命川军入黔阻击中央红军，刘湘思虑再三派出了郭勋祺的部队。因为刘湘知道，郭勋祺既能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这样一来，当红军一旦入川北渡长江的时候，郭勋祺的部队就会不惜一切地阻击；而如果红军并没有占领四川的意思，那么郭勋祺一定会“相机行事”。土城一战，领受了决战任务的红军显示出必入四川的态势，忠于刘湘的郭勋祺只有率部拼死抗击。川军的猛烈火力造成了红军的严重伤亡，并迫使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土城战斗结束后，郭勋祺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模范师中将师长。而眼看着战友一一中弹牺牲的红军官兵也记住了郭勋祺，他们表示在日后的战斗中一旦面对这个川军将领的部队绝不手软。整整十二年后，郭勋祺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发动进攻时，为了避免与共产党人作战，郭勋祺要求部队撤离战场，但是蒋介石三次电令要求死守待援。最后，郭勋祺在襄阳战役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刘伯承闻讯后特电前线，要求将郭勋祺送至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正在山东战场上的陈毅闻讯也特意赶到了宝丰。想必郭勋祺见到刘伯承的那个瞬间想起的定是惨烈的土城一战，他对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过去在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把手一挥，说：“明打不算，不必介意！”陈毅在一旁大声说道：“你呀你，大炮是没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郭勋祺被刘伯承释放后，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前夕，他成功地策反了五个师的国民党军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