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第7/17页）

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出苏区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了瑞金，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整个苏区被屠杀的红军家属竟达八十万人！那么，苏区的百姓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呢？原因显而易见：在红军没有到来之前，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贫苦农民，仅仅拥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几乎所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人人身上都背负着地主发放的高利贷，他们为了还贷而付出的劳作永无尽头。但是，红军来了，贫苦的农民不但拥有了土地，可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他们甚至还知道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新奇的名词让他们享受到了共产党人给予他们的政治尊严和社会权利，目不识丁的农民因此萌生了“为公家的事出力”的群体意识，而这种群体意识是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最为缺乏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把产业工人而不是农民视为革命生力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占有万分微薄从而导致付出时万分吝啬的农民，当他们眼见为实地认为值得而且必须付出的时候，其毫无保留和不计代价的程度竟是十分惊人的。

刚刚进入九月，位于前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突然接到了与往常迥然不同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不要和敌人硬拼，要特别注意“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以减少官兵的损失，特别是要减少干部的损失。电报指出：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从阵地上撤出。在敌人进攻最激烈的石城地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最高度地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资器材”，“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要准备全部的撤退”。九月二十四日，朱德致电第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和侦察，并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以后抗击围敌行动中，第一等原则是爱护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第二天，朱德再次致电各军团：“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我们工事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应适时放弃先头阵地”，“在失利时，应有有组织地退出战斗的计划”。接着，朱德在致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避免坚决的战斗”，这样的措辞至少在一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苏区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无数的红军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面对死亡的。“第一等原则”突然从“坚决和敌人战斗到底”变成了“避免坚决的战斗”，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隐约意识到：要有大的军事变动了。

前线的阵地在逐一后撤，苏区内在紧张地筹备转移，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

最终制定的那份“走留”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话题。其悲剧性在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

虽然军事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军事决策中心认为必须留下干部和部队坚持战斗。理由是：军事上可以迟滞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占领，分散国民党军对红军主力的追击；政治上要坚决地避免造成红军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印象，留下的部队可利用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国民党军周旋作战。最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万一中央红军走不出去需要回来呢。

广昌战役后的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间，博古把三十八岁的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叫了去。博古指着地图对他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要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需要你到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并且让省委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红军还要带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走，这个名单也让省委研究后提出。两个名单一起报中央组织局批准。这是李维汉第一次听说中央红军即将转移。

确如博古所说，干部的“走留”问题，属于省委的名单由省委报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系统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但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则是由军事决策中心决定的。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最后确定的那份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依旧令人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