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第6/17页）

军事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准备是大规模“扩红”。

于都距离瑞金九十公里。一九三四年夏天，“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来到于都，她的任务是三个月内动员两千两百名青年农民参军。但是这个有着丰富政治鼓动经验的女红军努力了半个月，才说服了大约五十名青年农民参军。正当刘英一筹莫展的时候，县苏维埃干部请她去审问“破坏扩大红军的反革命分子”。刘英和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在县苏维埃主席的带领下还没走到审问地点，就听见远远地传来一声痛苦的惨叫。到了那里，才看见审问者手里的棍棒正打向被审问者的胸口。这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被认为“散布过不利于扩大红军的言论”。具体地说，就是他们不停地对红军干部诉说日子艰难不能没人干活。少女时代就参加了革命的刘英目睹过许多残酷的场面，包括她那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新婚丈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但她还是对眼前的情景感到十分惊骇。她忍不住冲上去企图阻止，但是被张振芳拦住了，张振芳悄声提醒她小心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在苏区如火如荼，副队长的提醒显然是善意而且及时的。审问在刘英的惊骇中继续进行。突然，一个红军战士骑马飞奔而来，他交给了刘英一封信，写信者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信的内容是指示在“扩红”工作中“不能乱来”。刘英立即把张闻天的信向审问者朗读了，于是，那几个颤抖不止的农民当即被释放了。那一天，刘英对这封信连同写信者充满了感激，这也许是她在万里长征结束之后成为张闻天妻子的原因之一。

苏区开展的“扩红”运动十分猛烈，因为自广昌战役以来，红军由于伤亡巨大而出现了严重的兵员短缺。没人能够预料未来的军事形势将往哪个方向发展，而红军队伍的人数是这支红色武装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博古在党的会议上指出：“现在红军的数量还是不够的，非常不够的。要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一百万以至几百万红军的创立是目前紧急的任务。”然后，博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指示，要求“全党全军甚至共和国全民，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巩固主力红军……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将一切其他任务围绕在这个任务的周围”——当时，整个中央苏区总人口大约为三百万，不知博古创立“一百万以至几百万红军”的设想从何而来？如果博古是针对全国所有的苏区提出的这一宏伟蓝图，那么，在短时间内把红军的数量扩大到“一百万以至几百万”也是不现实的。纵观中国红军的历史，即使在鼎盛时期，全国苏区内的红军作战部队加在一起，总兵力也从来没有超过二十万。

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了高潮，而这时苏区内可动员的人力资源已越来越少，因为自一九三三年以来，已有十七万青年参加了红军，这个数字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十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参加了红军。“扩红”干部找到正在于都忍受着疟疾折磨的毛泽东，请这位动员过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领导人帮助他们动员群众。毛泽东去了，在群众大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只讲了五分钟，五分钟内他只讲了一个意思：决心。“决心”这两个字几乎可以概括那时苏区军民所具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

为了鼓励青年参军，苏区给带头参军的家庭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包括当时在苏区十分珍贵的大米、火柴和盐巴。干部们当场宣布有人参军的家庭免去税收，这个家庭还可以凭军属证享受无偿帮助春耕和秋收的待遇。在干部们的努力下，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人参加了红军，而瑞金一县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五万之多。

大量的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萧华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以周昆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全部战士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很快就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一万八千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兴国参军的五万青年中两万三千人成为红军烈士。而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它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仅存在了六十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