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第5/17页）

现在，假设政府被推翻；在随之而来的分裂期间，我没有机会让自己变得出名，因为我的起点太低了。我仍然没有做任何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事情。我尽力做到最好，但这一切都是徒劳；这场革命会让我发现自己太年轻或太不引人注目。我肯定会拥护对我而言最公正的党派，但我仍将在最低的阶层任职，而这是不适合我的。

这就是我在法国的未来，我毫不夸张地勾勒出它。现在，假如我不再是一名地方法官但仍然保留了我的任职权力，我前往美国；15个月之后，法国的党派变得明确，你能够清楚地判断哪个政党是与国家的庄严和安宁不相符的；随后，你带着明确且坚决的主张重返祖国，不会受到世界上任何人的影响。这个旅程本身能够让你更了解最常见的阶级；你已经获得的知识让你成为一个声誉卓著的人，并最终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你知道什么是一个巨大的共和国，为什么它在这里可行却在那里不可行！公共管理的所有要点都已先后受到审视。回到法国之后，你一定会感觉到一种你在离开时没有感觉到的力量。如果时机合适，一些出版物可以提醒公众注意你的存在，并将各党派的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么，至少你的旅程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危害，因为你在美国就像你在法国那样默默无名，回到祖国之后你能够完全适应一切发展，就好像你一直在那里从未离开一样。我认为这个计划从各方面来说都不是荒谬的。[40]

我们因此明白这本关于美国的书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手段：一种为它的作者开启政治生涯之门的手段。但托克维尔在上文所引用的段落中提到的作品仍然没有名字和内容。此外，托克维尔和博蒙最初打算共同发表一篇关于北美人的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文章。因此，我们现在距离《论美国的民主》和《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的诞生还很遥远。

博蒙在一段时间内离开法国的原因与托克维尔没有太大不同。在《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一书中，他借主角之口描述了下列浪漫版本。

在1831年，一个法国人决定前往美国，并打算在那里定居。这个计划受到了各种原因的启发。最近一场革命使他的国家恢复了政治热情，这种热情曾被认为已经灭绝。他的同情心和他的信念让他走向其中一个政党，而他的家族关系让他选择另一个政党。因此，他经常感觉到在他的原则和情感之间存在冲突：如果他跟着感觉走，他将不得不抑制理性的呼声；如果他仍然忠于他的信仰，他将伤害他最心爱的感情。[41]

也有可能是因为博蒙拒绝消除两份关于审讯德·费歇尔男爵夫人的有失体面的文件，有证据显示政府为了让他远离此事件而把他遣送到了美国。[42]我们记得，德·费歇尔男爵夫人是一名英国出身的女冒险家。她被指控谋杀了她的情人：德·康德老公爵。毫无疑问的是，从德·康德的死亡中获利最多的人应该是路易斯-菲利普，因为他的儿子是最后的康德最大一部分财产的直接继承人。虽然法国政府并没有为了把博蒙从审讯中去除而将他送去美国，但是其下定决心在一个国王可能受到牵连的审讯中安排一名有贵族血统的法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这种方式进行诉讼，政府能够让其自身免受世袭王位主义者的怀疑，如果审判牵涉国王的行为[43]，它总是会对没有有利于新政权声誉的律师采取敌对态度。

美国

托克维尔和博蒙在1831年4月2日出发前往美国。他们的行李包括了几十封介绍信和几本关于美国的作品：沃尔尼和库珀的作品，一本美国历史书和巴兹尔·霍尔的作品。他们不是十分需要这些书。他们所好奇的所有信息都能够就地取材。似乎对他们而言，他们打算在回国后撰写的书必须尽可能地关注美国的民主，他们急于了解与美国民主有关的知识。

在横渡大西洋期间，他们翻译了巴兹尔·霍尔作品的一部分[44]，为他们的监狱系统研究作准备；他们学习了美国历史并讨论了让-巴普蒂斯特·塞伊的政治经济学课程。

5月9日下午，他们抵达了纽波特。次日，他们到达纽约。他们会在美国逗留到1832年2月20日。[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