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对党和政的不同意见（第5/7页）
若举此次因战事而死伤流亡之数百万兵民以充建设事业之工役，因战事而直接间接损失之数十万万财力，以充建设事业之经费，吾敢断言总理二十万英里之铁路计划，南北两大港之工程计划，至少已实现过半。言念及此，不能不痛心疾首于轻言启衅，任意挑拨者之无良。今幸军事告终，重告统一，国人经此极度之创痛，切望朝野共同觉悟，务保持全国之统一，以求得长久之和平……
膺白十九（一九三〇）、十、七日记所言党政军三者改良办法，除上面已录其对党改组方案外，兹录其对政治军事办法草稿如下：
政治
（甲）中央与地方扩充国民政府委员名额，除中央各部院最高长官为当然委员外，各省区主席得特保一人为委员。国民政府会议分大会常会两种：常会每周一次，限于各部会长官，得就各项专门问题从容讨论；大会每月一次，连各省特保委员全部出席，以便一切大政尽情公开，并求得中央与地方之切实谅解。
（乙）政府与人民训政时期，国会未立，政府与人民之间，无一可以沟通声气之机关。似应特设一机关，由政府认为合理之组织团体，农工商学各界，各选代表，与中央党政两方所派人员，共同组织。举凡国政中最荦荦大者，如外交案件之解决，财政出纳之实情，经济建设之计划等项，悉使有共同讨论共同参与之机会。
军事
（甲）军费问题前次召集编遣会议，拟实行节省军费，不料枝节横生，演成今次（阎冯）大战，虽原因众多，而编遣之不能急切施行，亦一明证。惟今日军费二十倍于政费，不能不设法核减。窃以此次大规模之持久战后，死伤逃亡为数必巨。政府对国家对国民之良心责任，似应速下严令，各师缺额暂不准补，然后由中央派员点验，实额实饷，所有师旅待遇及名称不妨仍旧，以安军心。如此则枝节不生，而军费最少当可减三分之一。
（乙）军纪问题在长时期之极度紧张以后，一旦忽告和平，军纪必然弛懈，不知中国今日，同袍应尽之义务正多正急，现在杀人放火，掳人掠城之事，无地不有，无日不有，故剿匪问题已成为全国上下无南无北之共同切望。似应由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兼全国剿匪总司令，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兼全国剿匪副司令，划分区域，命各路总指挥分任一区，限期肃清。肃清后再有匪患，则各该区内之最高指挥者科以实际之责任。盖今日各地之土匪，既非一县长所能防，亦非一省主席所能了。全国标榜建设已二年余，而向建设方向开步走之第一步，即为此匪患所阻。同时内政设施亦宜相辅而行，所有农工运动、租税征收等等，勿操之过切而为渊驱鱼，亦属切要之图。如此，军事动作之方向，一转移间，不独国家蒙其庥，而民心之归附必如水之就下。（十九年双十节草）
阎冯战后，各方粉饰太平，除文章系登报公开，其他建议无甚反应。
日本关东军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占领我沈阳，举国震惊而又束手无策，后面我还有专记之文。这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亦在积极酝酿扰事。膺白闻蒋先生有辞职之讯，平常他对蒋先生从不劝进，他自己更是一向难进而易退。这次国难当头，出乎意料之外，他写了一封极长的信劝蒋先生不可辞职。他建议：取消训政而早行宪政，与全国人共负对外之责，函曰：
东省事发，举国震惊。两月以来，苦心焦虑，冀得一策，以纾国难，而减弟忧。乃内审国情，外察国际，战固不能，和又不可，亦只有外赖国际之制裁，内图国家之统一，然后徐觅出路，以图补救之一途。默察中央步骤，正复相同，故遂无言以贯左右。顾旬日以来，时闻人言弟将以一去示为国之公忠，而促成内政外交之解决。初以弟素负责任，未敢轻信，然今则某主国府，某长行政，一切皆已内定，只待发表时机，果尔则兄不能无言矣。窃谓今日之局势，非弟一人去留问题，实全党能否打开难局之问题也，全党而能打开难局，弟不去亦未始绝对无办法，全党而不能打开难局，弟去何益？露骨言之，弟去而日本能立刻无条件撤兵，东北完全无恙，则弟决然而去可也。弟去而日本之军事行动如故，要求条件如故，则不能允许于代表国民党之弟者，谓可允许于代表国民党之继代人乎？此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曰丧失权利之交涉，宁可成于他人，不忍成于弟手，则后来之成此交涉者为弟之代理人乎？责任固仍在弟也；为与弟无关之继任人乎？则责任仍在全党也。故外交之困难未必因弟之去而稍纾，而国内之困难势将因弟之去而加甚，此不可不深思熟虑者也。兄建此言，非谓今日之难局仍可泰然处之，亦非谓结束东省事件之约，可泰然由弟亲订之，惟为弟谋，为国家谋，觉尚有胜于去之一途耳。其道安在？则惟有以解决外交之责任，不以一党负之，而与全国国民共负之是也！以兄观察，今国民之不顾国力，漫然以收回失地责弟而主一战者，或由于血气冲动，或由于局外不明实际，或另有作用而故为高调者。是故在党的政府之下而言解决外交，计惟有战，战则举国家为一掷之孤注。然不战则外交之终局势必出于让步，让步则国民之责难纷起，反动乘之，内乱将更甚矣。故于此中觅一比较安全之路，惟有令党外之国民共同负责。然此非可以望于一时之国民会议或国难会议，以一时之会议，国民必不顾代政府分谤也。诚欲令国民共同负责，计惟有稍稍举宪政时期之权利畀诸国民耳。夫训政之必入宪政，仅为时间问题，揆之中山先生建国初心，亦未尝不欲早成宪政，故于《建国大纲》第廿二条有“由立法院议订宪法草案”之规定。以今国民之不满于党治，乃至党内之无限纠纷，即无国难，犹宜早日开始宪政，况国难当头，欲实现举国一致之时乎？然完全脱去训政以入宪政，或虑过早，则有折中之法焉，事在以训政与宪政参酌行之。其道宜由立法院议订宪法草案，或称临时宪法，规定民选国会为下议院，而以今之中央党部为上议院，并规定元首对宣战媾和之大权，应得上下两院之翊赞，而审核预算决算之权，则举而专畀诸下院。同时除国民党外允许组党自由，俾国民得借以练习中山先生之《民权初步》。如此，则弟可以不必去，即去亦可为中国之华盛顿，且可收大效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