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滞京一年（第5/8页）

膺白所知南方的情形，多半得之汪精卫先生，大概都关于蒋先生的事。节录其后来在《感忆录》所记的文章如下：

我第一次见膺白先生是在辛亥十一月，那时候我由北平、天津回到上海，陈英士先生和膺白先生都详细告诉我光复上海与光复南京之经过。

第二次见膺白先生在十三年十二月。那时候，膺白先生正协助冯焕章先生等扫除曹吴势力，欢迎总理北上。

总理于十二月四日到天津，卧病行馆，至十四年元旦始入北平。我在这一个月中，数数奉命，往来平津。

那时候，段芝泉先生为临时执政，膺白先生已退闲在寓了。我和他相见，并详细告诉他广州一切情形，尤其将蒋介石先生在黄埔办理军官学校的情形详细告诉，因为我知道这是他最关心的。他听完之后很感动，并很感慨的说道：“许多年来，各位同志都在南方帮着总理，努力奋斗，北方事情不免丢下。因此我便潜在此间，尽其心力，稍稍布置，只是零丁孤苦的情味，真是说也不尽。”于是他把许多年在北方的工作，历历告诉了我，我听了十分感动，觉得这时候的膺白先生，比起辛亥年间勇敢负责的精神，还是一样，而操心之危，虑患之深，却与日俱增了。

第三次见膺白先生是在国难发生以后，自此常常见面，以至二十二年五月膺白先生就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这两三年是我与膺白先生密切共事的时候，其中曲折繁重，决非片言能尽。当二十二年四、五月间，长城各口军事失利，北平危在旦夕，那时候中国所取的方策，只有两种，其一是继续抗战，其一是设法暂时停战。这两个方案各有利害。我们本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义，所以决定设法暂时停战，而不顾一己之死生毁誉挺然担此责任的，膺白先生实是第一个人。

有一次，汪自己送蒋先生给膺白的电报来，系用汪的密码拍发，他说有两个字再三译不成文，疑有误。电言：“北方有国民军出，知必系膺白在内。回念前情，不禁泪下，请毋忘打铁约言，并以事大哥者事中山先生。”所言有误的两字是“打铁”，膺白答言无误。膺白与陈蒋两先生换谱在上海打铁浜地方，约言是：“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语系英士先生所拟，蒋先生赠英士、膺白二人宝剑各一，此二语即镌在其上。所谓“打铁约言”指此，大哥者英士先生。自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而后，同志间主张不同，膺白与陈蒋两公工作亦分道，此寥寥数语，其中实含有无尽情意。膺白当即复电曰：“八年苦志，一旦揭穿，今后生涯，复归荆棘。”亦托汪代译发。其时中山先生病已日重，而南北、新旧、左右之争，亦愈显露，国民军日趋下坡之路，膺白用不出什么力。

临时执政时，许多委员会中都列有膺白的名字，亦曾几次要特别安置他，第一件征求他同意的是税务督办，膺白一口谢绝，这是北京第一件无事而厚俸的优缺。中国海关权在洋税务司之手，督办不过一个名义，而待遇则因洋员而亦特高。膺白说：这差使无论在谁的政府，他不做的。连下去不征同意而发表他为全国国道督办，除治襄先生代草的辞呈，膺白在答内务总长龚心湛先生函中，建议并入内务部工作。其函如下：

接诵大函，备聆一切。国道为济时要政，诚如尊论，弟以材辁体弱，一再呈辞，虽经执政挽留，同人劝勉，而虚糜时日，徒歉私衷。素仰贵部于进行计划，筹议已有端绪，值此国币艰难要务停滞之际，可否归并贵部办理，以资熟手而策进行。尚乞明示，弟当再上辞呈也。

这件事有朋友劝他接受，上海的全国道路协会亦来电欢迎。彭凌霄先生来信有“今后建设首在交通，公能创立基础，事业亦至宏大”之语，他终无意使国家添此骈枝机构，而自缚于人事之烦。

林宗孟（长民）先生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事，膺白名亦在其间。林曾特到香山访晤二次，膺白答复他的信如下：

日前大驾枉顾香山，畅谈甚快。国宪起草一事，彼此为极诚恳之交换意见，备承眷注，心感无涯。别后独居深念，考虑再三，实为时间精力所不许，未敢贸然从命。所有前上执政请辞国宪起草委员一书，务恳即日代呈，幸勿再予延搁，以免旷职之愆。夙叨雅爱，谅荷鉴原。异日追随骥尾之机会正多，不必拘于此会，容俟我兄大业告成，再行负荆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