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滞京一年（第4/8页）

民九（一九二〇）以后我们出国，民十一（一九二二）回来即到北京，没有再到南方，无缘再见中山先生。西南的情形和联俄、容共、改组国民党一段经过，膺白都不熟悉。他总觉得以中山先生这么一个爱国者，如果给他顺手一点，有个机会如意稍展其抱负，在他自己负责时，有疏忽处可能提防得早，改正得快些顺些，并且拉回一批党内意志游移的分子和爱国的青年来。这个责任后来交给蒋先生就难得多了。在这一线希望之际，中山先生突然去世，不仅是中山先生的大不幸，真是国家的大不幸。我这话似乎事后言之容易，稍为盱衡当时大势的人应有同感的。民十四（一九二五）上海五卅惨案后，章太炎先生来信以中山先生之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为人心之所同，原函如下：

膺白我兄同志：改革以来倏逾半岁，时局犹昔而外患又起。昨者彭凌霄来，快睹手书，并及厚贶，因知北方近状。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引为同族……，惟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大抵专对英人，勿牵他国，专论沪汉，推开广州（两政府本不相涉），则交涉可以胜利。但恐当局借交涉为延寿之术，国民军恃交涉为缓兵之策，惟以延长时日为务，此则但有消极主张而不有积极为国家计，则牺牲数十命，耗弃千万钱，皆付之虚牝矣。闻兄不肯就外交委员，为人格计，固应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骑虎之势，无法苟全也。属书两纸，此种高丽笺想是中国仿造，不甚吃墨，为书一纸，并以旧书宣纸屏幅相饷，其语亦正与君合也。章炳麟顿首（十四年七月三日）。

膺白曾在民十三年（一九二四）的夏应《申报》六十周纪念征文，自己选个题目曰：“中俄划界问题刍议”，文中表列中国历次失给俄国的土地，面积大得惊人，都是巧取豪夺，中国人应与理论交还的东西。这篇文章在《申报》登出，当时反应甚少。

五卅惨案专对英国，膺白的主张与太炎先生相同。其复太炎信曰“不图鄙怀，竟符高见”；但他为国民军辩护曰“缓兵之策，或不至斯，语非左袒”；对外交他是始终努力谋举国一致的。当时向冯进说者，均主电慰学生，派代表往商办法，膺白亦以为然，但云勿招东北之忌，必请其联名电沪，方较妥善；这是一个例子。

在这一段期间膺白发见了与章氏的戚谊。他与太炎先生相识已久，从未谈及家世。我家与章夫人母家略带些亲，但章家一向以为膺白是杭州人。一次，膺白忽然想起有个祖姑母嫁余杭章氏，在信尾加了几句：“弟原籍松江，曾祖竹西公长女适余杭章鉴，不知系君家何人？”很快接到回信，鉴字避讳作〇，言系其祖父，并举出好几个表叔行名字皆膺白的父伯辈，问膺白是何人之后。且言：“原委既明，从今以表兄弟相称。”是一件家事插曲。

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他力疾赶到当时民国的首都，似系归正首丘，算是国民军希微的成功。举丧之日，段氏临时托故不至。顽固者愈拒人于千里之外，激进者愈相率而追求幻想，浸至酿成“三·一八”执政府前军警枪杀学生惨案。据在场的人事后传说，当开会拟往执政府请愿时，已经闻有戒备，学生实颇犹豫，其时外面来一人，交一信给台上主席中之一，宣称系国民军李鸣钟之信，声言保护，众遂大胆出发，成此惨案。李函后无人得见，疑是借以激励，则“以百姓为刍狗”了。

随中山先生北来的同志，其时左派右派，各不相容。北京城里，从来未有如此多的同志，亦从来未有如此多的龃龉。其时蒋先生的北伐事业尚未开始，同志们遂格外寄希望于国民军，各以乡谊友谊联络一军二军或三军，北方的事更加复杂起来。国民军实际系有愿未遂，乃失败而非成功，但三军部属被人捧以向所未有之光荣，争权利亦无已时。国民军以外的北方各系遂互相结合，以击破国民军为先务。他们的说法，国民军与南方是一路，南方是联俄容共，是洪水勐兽。这时广帮、沪帮的资产阶级已一批一批避祸而到天津购地卜居。军阀若不是腐化而积恶有素，这号召原可动人，但国民已不能相信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