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文成复法（第3/6页）

很多人为北魏官员鸣不平，因为北魏做官是出义务工，不付报酬没有工资。不给钱，还不让贪污，怎么过活啊？也忒苛刻了吧！

这是鲜卑人和汉人看问题的不同之处。北魏的前身代国是一个部落联盟，氏族社会平均分配财产的习俗浓厚。北魏建立之后，开国君主拓跋珪按等级分配财物，部落大人、群臣、将士们人人有份，份额不等。既然按等级分配，官员本来拿得多，没有必要另拿一份。进入中原之后，出来做官的大多是士族豪门子弟。豪门控制资源土地，是富有阶层。你们出来做官，也没有必要拿国家的钱。

北魏帝国的财政体系不完善，皇室和国家财政分得不清，财政收入大多进入皇室，君主的赏赐等于发薪水。

除了打击贪污之外，北魏政府不允许官商勾结，更不允许官员经商。那样做会造成社会不公平竞争，减少民众收入。拓跋濬思路清晰，他说：“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官员经商比贪污受贿更可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

官员经商有暴利可图，禁止相当困难。拓跋濬的父亲，那位后来追认的景穆皇帝拓跋晃多精明的一个人，“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与民争利。”不听高允劝阻，触怒拓跋焘惊吓而死。应该说，我们现在仍没有北魏政府反贪反腐之魄力。

北魏政府在社会救助方面做得有声有色。一有灾荒，必定救灾，经常“开仓廪以赈之”、“出布帛仓谷以赈贫穷”。对于看不起病的贫民，国家负责免费医疗。“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量给之。”中国传统政治好的一面，北魏政府几乎全做到了。这源自皇权不断加强，源自北魏帝国对鲜卑和汉人豪强严厉的控制，而在南朝，这是不可能的事。南朝政府只能寄希望门阀士族和庶族富翁的慈善之举。

当然，北魏官员不发薪水，一些家庭贫困的官员深受其害，比如高允。高允出自士族豪门，可少年时代父亲去世，高允放弃家财给两位兄弟出家为僧，从此家境贫困。高允做官清廉，任征南大将军杜超的从事中郎时，和几位幕僚一起巡查诸州，查断各地的案件。那些位幕僚因收受贿赂犯了事，唯独高允以清平获赏。

这样一位清廉的官员怎么生活？高允有时教授，招收过一千多学生。学费有没有不清楚，腊肉还是有的。再者，依赖两个儿子砍柴度日。

中国传统文化常常依据道德将官员分为两类，清官和贪官。而往往许多凌霜傲雪的清官在执政功绩上不如一些有才干的贪官。清朝的刘墉与和珅便是典型的例子，还有明朝的海瑞和张居正。也许贪官出于善于搂钱的天性，国家财政收入会因之改善，所丧失掉的则是道德准则。

人们希望官员清廉而又富有才干，这样的官员似乎并不多得。宋明理学要么将人炼成腐儒，要么将人炼成伪君子。菜根谭中有句话，“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尤高。”拥有这种境界的人太少太少了。

作为官员，人民的表率，自然应该有更多付出，来达到孔子所称“圣贤君子”的水平。高允便是才干卓著的清官楷模。从“崔浩之狱”和“太子经商”两案可以看出，实话实说的高允心机深沉，洞察事态与人性的每一处细节。

和海瑞一样，高允喜欢直言相谏，采用的手法和海瑞相去甚远，原则性中透着灵活。他总是和皇帝单独谈。二人可以从红日东升谈到日落西山，甚至一连几天不出宫，群臣莫知其所言。高允说话有时言词激烈、切中要害。拓跋濬听不下去，命人把高允搀扶下去，但是始终对高允很好。当时，有人上书措辞激烈地批评朝政，文成帝看完后说的一番话，足以让直言不阿的大臣们深思。

他说：“君王和父亲是完全一样的。父有过，儿子为什么不把它写在纸上，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劝谏，要私下里说？无非是不想让父亲的罪恶昭彰在外。君主有了过失，作为臣子不能够当面直言劝谏，却要上书进行公开指责。彰君之短，明己之直，这是忠臣吗？像高允那样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忠臣。朕有过失，总能够当面批评。有些话朕难以接受，高允从不回避。朕由此知道自己的过失，但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这不是忠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