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国史之狱（第4/7页）

拓跋焘对太子大加申斥，暴跳如雷，像猛虎一般咆哮怒吼，吓得太子体若筛糠。也难怪，拓跋焘恨铁不成钢，姑不论崔浩是对是错，官员任免的最终决策权在太子，并不在崔浩，怎么能大权旁落？臣下说什么是什么吗？你身为太子，有没有主见，有主见为什么不坚持，这样的国君岂不为臣下所摆布？何况崔浩任命官员并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已经怨声载道，威胁到国家安全了！

太子拓跋晃遭太武帝拓跋焘劈头盖脸一顿斥骂，胆战心寒，他最害怕这位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的父皇。拓跋晃之所以违心批准崔浩的选官计划，不是惧怕三朝元老崔浩，实在是因为父皇对崔浩言听计从。太子做事小心谨慎，处处揣摩拓跋焘心事行事，不敢越雷池半步，怎么也想不通父皇为什么因修史之事迁怒于自己。

叁 国史石碑

崔浩第二条罪证，乱编国史。

为加强北魏文治建设，编修国史是拓跋焘亲定，圈点崔浩、高允、张伟等名士学者共同参加，撰写《国记》。拓跋晃不遗余力支持，国史很快修订完工。国史大多不是崔浩亲自撰写，他负责面上的工作，史料的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等等。整理编写另有具体负责的人，包括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等人，这些人性情乖巧、奸佞，很受崔浩宠信。

崔浩以前曾经注解《易经》《论语》《诗经》《书经》。这帮专门拍马屁的小人为了奉承崔浩，上表请求皇帝让崔浩继续注释《礼传》，让全国学习，并建议崔浩把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此来显示崔浩的秉笔直书。

高允听说这件事后，不无担心地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搞的这一切，若有一点儿差错，恐怕会给崔家带来万世灾祸，我们这些人不会幸免。”

踌躇满志的崔浩竟然采纳了闵湛、郗标的建议，太子拓跋晃表态支持。构思不错，经史石碑不仅仅是北魏帝国的文化形象工程，也确实能够起到推动文化建设发展的作用。

朝廷派人从邺城取石虎时代的“文石屋基”60枚，运抵平城，把《国史》刻在石碑上，立在郊外祭祀的神坛东侧，占地一百步见方，工程共用劳力三百万。

西郊祭天坛是拓跋联盟祭祀神灵的地方，鲜卑王公、胡服勇士、女巫牧民，没有一人不到这里礼拜天地神灵。国史石碑立在那儿，摆明让拓跋贵族们看到，让他们学习汉学。

石碑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北中国大地人头落地，鲜血翻滚。这块石碑到底镌刻着什么？记载了多少见不得人的隐私？为什么一向谨慎、聪明的崔浩忽然失策？

石碑早已被毁，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北朝史书讳莫如深，南朝史书只言片语。有一点确认无疑，崔浩把拓跋鲜卑人说成是汉将李陵的后代。

崔浩搞改革，企图恢复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拓跋鲜卑人怎么办？他们可是胡族征服者，胡族怎么可能是中原的高门士族呢？他们的地位何在？他们的利益怎么保证？

如何才能体现鲜卑贵族的尊贵和确保他们在新体制的利益，崔浩煞费苦心。编修国史时他玩了一个花招，将拓跋氏定为汉将李陵后代，拓跋部落联盟时代依附于拓跋部的各部酋长祖先成为追随李陵投降匈奴的汉人部属。李陵是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祖先是秦朝大将李信，将门世家，曾率五千步卒孤军深入大漠，遭遇匈奴大军，力战而降，在匈奴娶妻生子，客死蛮乡。

拓跋氏是李陵的后代，自然成为汉人的高门望族。崔浩高明啊，实在是高，这么离奇的故事也能编造得出来，难怪对变革信心满满。谁知弄巧成拙，鲜卑贵族不买账，拓跋人是匈奴的征服者，怎么会成为汉人降将的后代。

石碑立在去祭天坛的交通要道上，不仅鲜卑人，来来往往过路的各族人看见后，都以此为谈资。北方鲜卑人人人愤怒，鲜卑贵族们争相向拓跋焘说崔浩的坏话，认为这是暴扬国恶，国史之案由此爆发。暴扬国恶不过是个借口，背后隐藏的是胡人与汉人巨大的利益争夺。

汉化方向无疑正确，拓跋焘灭佛、修史，用心明确。但是，崔浩制定的政策太过偏颇，门阀制度维护一小撮人的利益，打击一大片，怎么能得到人们支持，况且当时鲜卑帝国仍处在相对野蛮的状态下。矛盾必将爆发，编修国史一事将一腔壮志的崔浩送上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