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第7/21页）

南京方面要收拾潘文华还正愁没有借口，事端一出，即将第五十六师的番号予以撤除，剩下的那几个光溜溜的旅则隶属边署，潘文华扶太子上位的希望破灭了。

对潘文华和“甫系”而言，其实是两败俱伤，但彭光汉等人都是一些无脑莽汉，见此情景，反而气焰更盛，又逼迫潘文华将“潘系”骨干赶走。

潘文华无可奈何，只得声称“新情虽厚，旧恩难忘”，完全照“甫系”的要求办理。

潘文华的内部破绽百出，很快落入了任人宰割的境地。南京国防部东调西调，一会儿功夫就把几个旅都调走了，连潘清洲都奉命去了石家庄。

至此，曾经自认为牢不可破的团体被肢解无余，潘文华成了光杆的边署主任。

当初潘文华从抗战前线返回四川时，手上也没有一兵一卒，不过那时候他不用担心，因为有刘湘这个可以充分利用和挖掘的资源，如今“甫系”、“潘系”连同曾名噪一时的武德励进会，均成明日黄花，这时候的潘文华才真的算是两手空空。

光杆主任有什么做头呢，潘文华报请返渝就医，蒋介石顺势调他为西南绥靖公署副主任，一样是个有职无权的闲职。

潘文华的丧魂落魄，无疑给刘文辉等人再次敲响了警钟。刘文辉从中得出的教训，就是在蒋介石治下，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枪杆子，丢掉了就等于自杀。

比这个问题更大的，还是天下的归属。

龙云下台后，说他并没有想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其实就算他想，也没这个能力。刘文辉的实力尚远不如下台前的龙云，他所能做的，只能是早一点猜准历史所埋下的底牌，而且越早越好，以便决定自己的取舍。

刘文辉同中共的正式接触，始于抗战后的第二年，以后彼此的联系日益频繁和密切。他曾和周恩来多次会晤，并秘密加入了张澜领导的民主同盟，出钱出力支持民盟的活动。

刘文辉后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当初的想法和动机：“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

大家都在猜底牌，但解放战争一共才打了两年，谁都拿捏不准下面到底是什么花色。

1947年12月，杨干才整二十师驻防河南确山。第三野战军（即华野）两个纵队、第二野战军三个纵队，解放军以总计五个纵队的规模，对确山展开围攻，经三昼夜激战，仍未能攻入确山，解放军最终选择了撤出战斗。

这样的战事尽管不多，对猜牌的人而言，却大大增加了其中的技术难度。

1947年冬，曾任刘文辉幕僚长的朱戒吾从东北返川，刘文辉闻之立即约见。

朱戒吾到刘府时，已经是宾客满座，刘文辉避开众人，把朱戒吾领到一间小会议室，两人私下密谈。刘文辉急切想知道的是，东北的情况和今后的形势。

朱戒吾告诉刘文辉，东北建立的工厂企业，包括后来日本人所建部分，已被苏军提前拆迁搬回苏联，东北经济遂因此陷入瘫痪。进入东北的国民党部队虽占据了松花江以南的一些大城市和交通线，但实际上只是表面强大，一旦交通线被截断，便会被孤立在几个点上。相反，共产党部队控制着广大农村，反而拥有足够的后续力量和支援。

这位极具眼光和判断力的老幕僚长由此得出结论：取胜东北的将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朱戒吾还说，他过去从未到过东北，对自己家乡感到很骄傲，因为这里是天府之国。去了东北，才知道那里是另一个“国之天府”。

“如果东北被解放，以东北的资源和生产能力，配合关内诸路解放军，若欲与国军争衡天下的话，将势不可当。”

朱戒吾断言：“东北易手之日，即天下大势已定之时。”

刘文辉听了这些话，频频点头称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态度逐渐趋于明朗。

等不到东北易手，国民党阵营已是内外交困。

1948年2月，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学、成华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两次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要求配给平价米，从而掀起了四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游行过程中，学生冲入了四川省政府，成华大学学生甚至在省府大院盘踞达数日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