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第4/21页）

邓汉祥开宗明义：“我是贵州人，我深知过去因滇黔及北洋军几次入川，蹂躏地方，四川人对客军的印象历来就很坏。”

此话一说，对面几位马上不乐意了。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怎么能跟滇军、黔军、北洋军相提并论呢？”

邓汉祥点点头：“中央军固然跟他们不同，但一般川民不会这么看这么想，他们还会认为你们是客军。”

邓汉祥又说：“四川全省军队尚有五十万，不难和红军一拼，如果因为这十个师入川，而使五十万川军生出主客利害不同的心理，反而不肯努力作战，刘甫澄（刘湘）个人纵然肯负责，亦恐无济于事。”

杨永泰等人都听出来了，不就是不想让“中央军”入川吗，还找出这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双方各为其主，免不了又是一场口舌之争。

邓汉祥回去跟刘湘一汇报，刘湘便在第二轮会谈时拿出了杀手锏：“中央军”一定要入川，我就不当这个“剿总”了！

几番往返，蒋介石摸到了刘湘的底线，便打消了派兵入川之意，另外建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进驻四川。

在性质上，参谋团属于“行营”派出的临时性幕僚机构，并不具备统辖军事和民政的权力，参谋团主任又是刘湘的速成同学贺国光，这些都让刘湘难以回绝，当下就点头应允了下来。

1934年12月8日，刘湘谒蒋辞行，搭轮回川，贺国光随行身边。

刚刚回到重庆，刘湘就得知，长征的中央红军已从湖南分三路进入贵州，他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一定会北上四川，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就意味着，川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处境，在与贺国光等人商量后，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即在川北取守势，通过修筑防御工事和堡垒群，来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而在长江以南，则取攻势，沿着中央红军可能的入川路线发起攻击。

知道中央红军必入四川，然而川黔边境这么长，究竟从哪个方向进来，谁也搞不清。加上中央红军里还有刘湘的熟人，比如朱德、刘伯承，此二人皆为四川土生土长出来的宿将，又长期在这一带鏖战，对本地地形和川军特点都了然于胸，这就使谜底变得更加难解了。

刘湘与贺国光一起绞尽脑汁，该想到的都想了，一共替中央红军设计了五条入川路线。

问题随之而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随时可能发起新攻势，刘湘不敢把那里的川军主力调过来，但要在长江以南的五条路上都守着，他又哪里派得出这么多兵。

聪明的办法，是在川黔边境上设置一支机动部队，随时作出应变。

刘湘最后采取的正是这一办法，担纲机动的是模范师所属的郭勋祺旅，刘湘同时任命潘文华为长江南岸总指挥，以监控南岸红军动向。

1935年1月21日，坐镇泸州的潘文华发现红一军团在击溃黔军后，正向泸州方向移动。

假如中央红军占领泸州，接下来的必是从泸州横渡长江。

刘湘现在非常怕红军进川，他说，过去在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作战，实在太被动了，今后对中央红军，务必采取攻势，以便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把他给堵住，并且一定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按照“规则”，蒋介石的“中央军”虽不能空降四川，却可以尾随红军而至。

得到潘文华的报告，刘湘急派郭勋祺前去堵截。

郭勋祺出身行伍，从一个普通士兵逐步擢升旅长，不是靠玩弄平衡术，或是当时盛行的拖队伍、反戈一击等手段，靠的就是身上那一块块伤疤，因此在川军少壮派将领中向以胆识过人著称。

郭勋祺所率部队不过一旅，在没有其他部队支援且单独行动的情况下，被歼的几率非常之大，郭勋祺深知这一点，他对部下说：“此次作战非比往常，只许胜，不许败！”

若照原线路行军，必须沿一条弓背大道，有三百余里的路程，为了抢时间，郭勋祺选择了抄近路，即从中间较为险峻的一些“弓弦”走。

第二天傍晚，郭勋祺提前赶到了预定地点，但还是迟了一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了。

郭勋祺颇为懊恼，他对部下说：“我们的任务是堵截，今既不能堵，又不能截，何以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