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第13/21页）

过了一会，西门外又枪声密集，刘元塘判断，可能是江岸部队撤回，为红军所阻。

这时包围圈已越来越紧，刘元塘把心一横，tuō_guāng上衣，只穿一条短裤，腰上拴一红肚兜，手舞马刀，领着三个上了刺刀的步兵连出城接应。

“刘魔王”变为“红孩儿”，左右都是妖怪，不过好歹把人接进了城内。

一看不是两个团，只有一个团。原来，在接到刘元塘回防的命令后，其中一个团以为回防会理必无生路，已直接逃往西昌去了。

刘元塘恨得牙痒痒，但既然已有两个团，先守着再说。

除留下两个营作为预备队外，他将所有部队都派上了城头防守，平均每个垛口分两个兵。

晚上，刘元塘又将浸透煤油的棉花团作为引火物，抛到城外民居之上，将其烧毁，既防止红军利用民居接近城垣，又借以扫清射界。

1935年5月9日，包围圈完全合拢，由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向会理发起猛攻。

起初，川军没有守城经验，喜欢伸出头向下查看，因此常被红军击中头部。以后学乖了，官兵纷纷用城砖或铁板遮着脑袋，才减少了中招的几率。

刘元塘在每个垛口都摆了瓦罐，里面装满石灰，当红军用云梯或钩锁登城时，守军便立即投掷石灰罐，红军眼睛被石灰刺伤，导致无法前进。

红三军团伤亡很大，一名团参谋长战死，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素以能打硬仗著称，但面对刘元塘的固守，也感到难以速战速决，遂建议放弃攻城计划。

当天晚上，在金沙江南岸担任掩护的“铁后卫”红五军团渡江，中央红军全部过江入川。船只则被一个不留地予以烧毁，使得追到南岸的薛岳暂时只能隔河兴叹。

红军高层据此向彭德怀发出指示，要求继续攻打会理，如强攻不成，应加紧进行坑道作业。

在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要想短时间内攻克城池，所用办法无非这两种，彭德怀于是传令用步枪对垛口进行密集射击，用以掩护坑道作业。

枪声很密，却再无人架梯攻城，刘元塘又不傻，很快便发现不对劲，红军恐怕是要施展“土行孙”的绝活了。

刘元璋派来增援的那个聂团长很有些头脑，紧急状况下，他向刘元塘献计，说可以采用“瓮听法”来对付。

无论是红军的坑道作业，还是川军的“瓮听法”，其实都并不新鲜。早在清末，太平军即采用“穴地攻城法”，也就是在城下挖掘地道，然后用炸药进行爆破，利用这一方法，太平军曾经屡试不爽，最后一直攻到了南京城下。

“瓮听法”系清末名将江忠源首次广泛采用，自这一防守战术问世后，“穴地攻城法”才遇到了克星。

刘元塘依计在城墙下到处挖掘一米半深的土坑，把空罐子放下去，用以查探红军挖坑道的位置。其后，果然听到西北城角有挖土的声音，刘元塘除挖沟灌水外，又集中兵力在西北角防堵。

1935年5月10日，半夜时分，忽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西北城墙被炸塌一角，红军冲上城墙。

刘元塘提刀上阵，一面堵缺，一面交战，交战过程中，这疯子受了伤，满脸是血，但仍立于阵前督战。

由于土湿泥陷，红军无法沿塌陷的坑道跟进，加上川军有了防备，红三军团发起的首次坑道突袭遭到失败，已入城的少数红军悉数战死。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川军上下已心有余悸：如果红军再来两次坑道作业，怎么堵得住？

于守城而言，最怕军心动摇，军心一动摇，便什么都完了。刘元塘赶紧再想新的主意。

第二天，一个消息在城内盛传开来，人们交头接耳：“昨晚很多人在城墙上看到了关公！”

据说，这个“关公”全身披挂，手握大刀，坐在城墙之上，光身子便有三米多高哩。大家都相信，昨晚红军攻城失败，实乃“关公”护城之故，于是接连几天，都有人拿着香到关帝庙敬神。

与天、地、神相比，人实在是太脆弱了，有了“关公”护佑，守军都安下心来，这个道理，跟义和团念了符咒，便相信自己刀枪不入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935年5月12日，红军在会理近郊召开会议，很多将领都对会理攻坚战提出质疑，认为红军在撤出土城时，已将仅有的迫击炮和山炮抛弃在赤水河中，之后便没能攻入叙永，这次打会理不下，再次证明以红军现有的火力配置，无法完成攻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