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真命天子（第4/12页）

刘航琛接下话茬：“那么，我想问一问，甫公（刘湘）在财政上能给我多大权？”

刘湘笑了：“我也想反问一下，让你办财政，我有哪些权，你有哪些权？”

刘航琛一口气说下去：“甫公有两个权，第一，如果我舞弊，甫公对我有枪毙权；第二，如果我不称职，甫公有随时罢免我的权。除此之外，财政上的所有权都是我的。”

刘湘思考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可以！”

刘航琛受命执掌财政大权后，首先朝收税机构开刀。

“巴子国”虽小，各种各样的捐税机构却多如牛毛，其中的负责人大多是各师旅长安插进来的关系户，把玻璃瓶装酒当“洋酒”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导致在机构开支庞大的同时，效率反而奇低。

刘航琛为此成立了重庆税捐总局，并从刘湘那里请来尚方剑，将富余机构和人员全部砍掉，实行“苛而不扰”，一方面减少了纳税人员来回奔波的麻烦，另一方面节省出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

比节流更重要的还是开源。

刘航琛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决定效仿当时的南京政府，通过发行库券公债，来实行“以债还债，以债养债”。

起初公债发行并不顺利。重庆证券交易所开业后，持有者把债券当成烫手山芋，竞相出售。结果导致卖出的人多，买进的人少，被刘航琛寄以厚望的新兴行业几乎成了有卖无买的单面生意。

刘航琛见势不对，赶紧说服金融界中的银行和钱庄进行认购。

可是这银行钱庄的胆子也不见得比一般证券持有人更大。川中连年混战，也不知道刘湘能挺到什么时候，万一不小心被人家给并掉了，这债券岂不等同于废纸？就算有人肯认，起码也得打不小的折扣吧。

大多数都不敢动，勉强认购一些的，不过是看了刘航琛的面子，再狠狠心，赌刘湘下次打仗能赢而已。

眼看债券滞销，即便是刘航琛这样的理财高手，也急到直抓头发，抓着抓着，一个灵感忽然被他抓了出来。

有个故事，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镇江金山寺，看到长江上船只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就问寺中高僧，江上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

高僧回答：“只有两条船。”

乾隆甚为不解，你就算扳着指头数不过来，也不至于告诉我这个答案吧。

高僧之所以为高僧，真非一般光头和尚可比，他解释说：“我看到的就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上来来往往的无非是这两条船而已。”

其实，名最终也是为利。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先生早就在《史记》中为我们总结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可不，大伙儿整天忙忙碌碌，要死要活，还不都是奔着一个利字去的，尤其是做生意的人，绕来绕去更是离不开这个字。

刘航琛再不多费口舌了。他把债券打到七折甚至是六折，同时大幅提高利息，有的高达月息一分二厘。

债券一面市，刘航琛即让刘湘所属的自有银行和钱庄带头认购，给外界造成一种再不买，马上就会脱销的印象。

商家们果然都红了眼，纷纷上前抢购，证券所连发几次债券皆抛售一空，自此，路就走顺了。

刘航琛发行债券是为了应急，化远期款为现款。学经济的，他懂得实业才是根本，否则就会摧毁信用基础。

当时的军头们大多把商人视为“唐僧肉”，割一块就走，全不管对方死活。刘航琛不是这样，他不对商人进行强派硬索，而是看准机会，自己进行投资。

刘航琛投资的范围和领域非常之广，几乎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因为他到处“搭架子，打楔子”，时人将之比作是四川工商界的“木匠”。难能可贵的是，“刘木匠”在商海纵横驰骋二三十年，但向来以“同业”（即同行）面目参与竞争，从不倚仗“红顶商人”的官势压人。

更难得的是，刘航琛能够做到公私分明，该自己的钱拿，不该自己的钱如数交账。他在外为刘湘做采购，得到二十万元佣金，回重庆后便如数交给刘湘，坚决不入私囊。

在刘航琛这个财神爷的辅助下，刘湘晚上可以抱着金娃娃安心睡觉了，他也终于有勇气回味一千多年前飘荡在新野大地上的那首歌谣：“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我们读三国，当读到新野篇时，一定不会忘记某个关键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