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读后（第3/4页）

于是，黄仁宇另辟蹊径，建立自己的大历史观，我们把它称为宏观历史学。在一些历史教科书中，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罗列某个朝代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然后下个好与坏的定论。黄认为这种简单的道德评判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他指出：“在大历史中，道德标准如何适用于特定例子，必须视时间和局势而定。我们虽然厌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但又不能用道德来要求历史人物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说，在原则上道德判断必须在可行性层面之前，但就优先顺序而言，又必须置于时空背景之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看来很荒谬的一些历史现象，在它发生的时候必然有其产生的条件和存在的理由。而且，一些当时被否定的东西，在日后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真理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必须视野开阔一些，考虑的方面要多一些，评价要客观一些。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来看历史。

黄仁宇用一个螺旋弧线来解释他的大历史观：“将历史视为向外发展的螺旋，将螺旋弧线上向外切的箭头视为变动的道德和社会价值，带我们提升到崇高的境界。另外有一组内向的箭头和他们相抗衡，代表环境和历史因素的拉力，包括人类过去所犯的错误。历史的真实路径介于两者之间。”《万历十五年》是体现大历史观的第一部著作。黄仁宇采用一个有限的题目，描述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他抓住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张居正（政治）、海瑞（道德）、戚继光（军事）、李贽（思想），从这些人物的行为和他们所处的周围环境来分析社会。虽然涉及面很广，方法却很简单：第一，他是将历史“还原到原有的时空之下”。“各种里程碑让史学充满层次及纵深，相关事件及因素才能各就各位，如此才能看到直线的进展”。第二，他采用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方法，用流畅的文笔将大量的考证研究融入叙述过程之中。这样，读者可以获得直接的启示，而不致在烦琐的考证和注解中陷入迷茫。

当黄仁宇完成了《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两部著作时，发现自己处于四面碰壁的尴尬境地。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分析中国知识分子时指出，这些人的发展是否成功，往往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才能，而取决于他周围的人事关系。“士子们首先发展的是他们与其感恩戴德的老师、考官和恩主的垂直的私人关系。在横的方面，他们与同科士子、在同一老师门下受业的士子以及同一思想流派的士子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类关系就结成了士大夫生活的庇护制网络。”不幸的是，这话也适用于美国的汉学界。一部著作的出版必须得到本专业权威人士的认可，即审稿人投了赞成票，或大学者为之作序，出版社才会接受。黄没有用传统的论文方式，因而权威人士认为它们不是学术著作，应以通俗著作的定位由商业出版社出版。而商业出版社则认为它们太学术化，没什么卖点。于是，黄陷入了被踢皮球的处境之中。

厄运接踵而至。由于得不到权威的承认，黄既不能出书，也无法申请到科研经费，并且遭到学校的解聘。他用“我付出的代价”为标题，回顾这段辛酸的经历。他终于意识到美国学术界存在着一个关系网，将其称为“长春藤联盟”。这个学术圈子控制着研究机构、经费审批、著作出版和重大学术活动。他们有自己的规范，你不入这个圈子，也就不能得到任何资助和利益。对黄这样学术上的“异端”，当然不会接受。黄说：“长春藤联盟的精英同行宁可维持知识阶级内的现状，我理解这一点背后的逻辑，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想象金字塔底层的状况。如果他们愿意尝试，也许就会更同情我的奋斗。”但是他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论，去适应圈内的学术规范；要么孤军奋战，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

黄仁宇

黄仁宇像一个顽强的士兵，坚守自己的阵地。1975年似乎是一个分界线，此前他8次申请科研基金，批准了6次；此后申请了7次，却一次也没成功。《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两次获得历史类好书提名，却始终未能获奖。他失去了教授的职位，仅靠短期的工作维持艰难的生计。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不妥协的学术立场。他悲愤地写道：“我的同行愿意听听我曾遭遇的麻烦吗？没有人有兴趣。理由很明显：他们希望维持从文献着手的惯例。他们想制造出附加注释的翻译，以符合论文的规格。只有符合传统的学术形式，才能申请到充分的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