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第5/9页）

高宗看了札子，无话可说，派人从李纲那里取回了巡幸东南的手诏，叫李纲与执政再商量一下。

高宗为什么会忽然变卦，这成了一个千古谜案！

他的变卦是南宋初期战略取向的一个重大转折。其后，“恢复大业”虽经几代人努力，终成泡影，仅仅为南宋的豪放词人提供了无尽的抒情素材而已。

后人多半把高宗的变卦，说成是李纲的恢复计划中“迎还二圣”的字样刺激了他。为了避免二圣归来后他自身地位的尴尬，所以最终选择了对金妥协。但我以为，这个问题在此刻尚不成为一个问题。有关的史料记载上，没有任何一个疑点说明这时的高宗已很忌讳“迎还二圣”了。

而且，如果高宗真的使南宋强大到能够“迎还二圣”，那么他作为中兴之主，在全国军民的心目中必定威望空前。两位丧权辱国的战俘皇帝即便归来，也不具备重新登台的民意基础。徽宗误国，自身早就无意于皇位；钦宗失国，大宋人无不耿耿于怀。这两人有什么资本能威胁到打败了金人的高宗？

所以，这期间高宗在发出了巡幸南阳的公告之后，又不顾信誉公然变卦，显然是价值观起了决定作用——他根本就不想做一个雄才大略之主。在东南繁华之地，当个半壁河山的皇帝不是也很舒服么？

当然，也不排除高宗在十几天内的大转弯，是由于受了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鼓动。这一类人的观念不问可知——现成的福不享，干嘛要去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呢？

天下者，皇帝的天下。这个当了皇帝的人就要享受人间至福，就是要过一天算一天，当时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制止得住呢？

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无数这样的遗憾所写成。

第二天，李纲抱着尽最后一搏的决心，又写了一札，援引楚汉荥阳、成皋之战，曹操、袁绍官渡之战以弱胜强的例子，纵论天下形势。又与执政议政于御前，李纲说：“今乘舟顺流而到东南，固然安便，但一离中原，势难复还。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东南岂能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离心，变故将不测，且后事艰难。欲保一隅，恐亦非易！陛下既已下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墨迹未干，失大信于天下？”

李纲的这些担心到后来都一一被验证。后来南宋果然有“后艰”，在“难保一隅”的战战兢兢中被挤压了一百多年。高宗被李纲说得汗颜，只得同意还是巡幸南阳，令李纲负责筹备出行事宜，一至初冬，便择日起程。

但是此后的几天内，黄、汪之流不甘心他们的“大计”被李纲所阻挠，私底下仍然鼓动高宗巡幸东南，外间对此也有不少传闻。有友人对李纲说：“士大夫议论汹汹，都说有人提出密议，东幸已决，去南阳不过是应付你。何不从其意算了，不然，事情将不测！”这是一句委婉的警告，意为李纲若坚持下去，很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失势。

李纲并不以为意，他答道：“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安危存亡于此为分水岭。皇上虽有成命，也可改易，我当以去留（不惜以辞职）争之！怎可为保身计，而受天下之责？”

从这以后，高宗虽然不再提巡幸东南的事了，但是对李纲先前所做的决定，往往做出否定或者修改，明显地看出对李纲已有所不满。比如，高宗指责买马扰民、指责改制新军“有害军政”等，都是在这时提出来的。

黄潜善为打击李纲，干脆从人事方面下手，以李纲的姻亲、江宁知府翁彦国做靶子，意图掀起倒李纲的风潮。高宗听信了谗言，批出旨来，说翁彦国在修复江宁城池时花费太多，骚扰东南。

对此，李纲上奏解释了情况。

派翁彦国去江宁任知府，负责修城，还是在李纲赴行在之前就下的任命，与李纲无关。翁到位后，朝廷批给十万贯钱做经费，翁彦国后来上了个札子说不够，于是高宗就有“骚扰东南”的批示出来。李纲争辩说：“十几年前，赐给大臣一座宅子，尚须费钱百万。今日令修城，十万贯岂不是太少？”

高宗听了这个解释，先是增批了四十万贯作为补充，而后过了不久，忽然又有旨下来，仍说翁彦国“修城骚扰”，要求严厉处分。恰好在同一日，江宁府有公文上来，说翁彦国病死了。高宗便说：“彦国已死，不须处分了。”但仍下令免去翁的职务待遇，又降旨“抚慰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