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0/16页）

幕友们有了越来越多地获致名利的机会，这就使得幕主的保举权比他所支付的薪金更为重要。清朝前期的幕友因为有重重障碍而不能经由幕府进入官场，反之，晚清那些野心勃勃或身怀异才的人却是把幕府作为进身捷径和致富之路，就像唐代的情形那样。

在李鸿章手中，幕府制度的成长（包括规模和职责）实际上已经使他成为一个私人官僚政治集团，这种成长导致其办事效率逐渐下降，导致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任人唯亲这些弊端渐次出现。现代社会学关于组织问题的研究表明，根据不同情况，一个领导人只需要5到15个属员就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属员的人数超过这一限度，工作效率就会降低。[82]李鸿章手下足足聘用了几百人，他不可能亲自聘请每一个属员，他只是对属下那些总办会办们的聘人申请画诺认可而已。盛宣怀的亲戚遍布轮船招商局，唐景星和马建忠的兄弟们则不时地代行其职。[83]李鸿章的摊子铺得太大了，给贪污腐化提供了足够的机会。

李鸿章通盘研究了他幕府中的任人唯亲和贪污腐化现象，但不是为了改变这种现象，而是为了接受既成事实，并在这一现实下开展工作。他还显示出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鉴别力。曾国藩生性严厉、追求完美，与之相反，李鸿章则更倾向于灵活机动，容忍人性的弱点。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贪污腐化与任人唯亲是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想改变它们。此外，真正懂得西方技术的人才十分难得，仅仅因为他们欲肥私囊、任用亲戚就免除他们的职务，这在李鸿章是负担不起的。当御史们批评盛宣怀、朱其昂在经营轮船招商局时的所作所为时，李鸿章站出来替他们辩护。[84]他总是能够洗刷掉对他部下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等诸如此类的指责，因为按照惯例朝廷要把弹劾奏折发交给他，令他进行调查，而朝廷通常又是听从他的劝告的。[85]李鸿章要做的工作是防范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国内的叛乱。为达此目的，他只得利用身边现成的人才，他所考虑的主要是才智和能力，而并不过多考虑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由于缺乏合格的中国人来经营他的企业并满足他尽快培养人才的需要，李鸿章不得不将一种新的因素引进土生土长的幕府制度之中，即聘用外国人作幕友。他任用外国人作顾问、教习、海军军官、舰长、仓库管理员、制造局帮办、军事教习、甚至他的外交谈判代表。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即凡是不把李鸿章作为主人看待的外国人，没有一个能在他手下长期供职。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与戈登的冲突就是由于戈登想使常胜军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而引起的。由于英国舰队司令阿思本（Captain Osborn）拒绝承认李鸿章对他舰队的统率权而将皇帝看作他的顶头上司，李鸿章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the Lay-Osbom Flotilla）中就会没有份儿。然而，那些承认李鸿章的地位并忠实地为他服务的外国人都受到他的尊重，并且薪金优厚。

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外国人占有特殊的地位，并有他们自己不正规的等级制度，差不多是站在顶点的有两个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和毕德格（William N.Pethick），所有在李鸿章幕府供职的外国人通常都把信寄给这二人中的一个，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命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李鸿章已经正式建立了指挥系统，而是因为他们二人与李鸿章几乎天天有密切的私人接触并能讲汉语。德璀琳是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供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也是那些为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的联络官。毕德格则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员并总管外国人。以地域和语言为基准，他们二人之间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分工：德璀琳支配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还有英国人。似乎仅仅位于他们二人之下的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是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官，但他通常是通过德璀琳进行工作，他不喜欢像他们二人那样与李鸿章如此亲近。但是，这些联络渠道并不一定要严格遵守，任何一个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外国人都可以直接和他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