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5/18页）

按照计划在何时何地渡河作战，这还是次要的，大家兴高采烈地准备渡河作战，这才是最重要的。耶律大石作为全军的统帅，其重要的贡献不在于制订出这样一份出击计划，而在于他了解、掌握、培养、扩大了战士们的这种情绪，并且把它集中使用在突然的一击上。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握胜机。

但这不是说作战计划就不重要了。

计划没有被精确地执行，而且事后证明，被临时修改的计划的大部分都比上级原来规定的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但它毕竟是自发的，不是出于领导者的统一意志，没有经过全面平衡。因此在渡河之初，各处渡口都出现了不是耶律大石事前估计到的程度不等的混乱，这给予宋军以可乘之机，但是辽、宋双方的战士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骚动的辽军一心只想渡河去攻击宋军，没有想到自己也处在被攻击的危险中。防守的宋军很早就发现有大批辽军从后方出动，集中到河沿来准备渡河，有的已开始渡河。防守部队急忙把这个警报一层层地转报上级，自己守住阵地。眼看辽军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却没有采取任何阻击行动来阻止敌军的渡河。

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

假使宋军是士气旺盛的，是坚强的，假使他们处在一场常规化的战争中，那么不待上级命令，任何一个中下级的军官、任何一个战士都会利用辽军渡河前和渡河中的混乱情况，毫不犹豫地、主动地、痛快地出击了。这在有名的《孙子兵法》中叫作：“兵半渡而击之。”战争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益的经验，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收到预期的战果。即使没有读过兵法的战士，从实践中，也都懂得掌握这个有利时机出击，化自己的被动地位为主动地位。

但是目前的宋军远非如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处于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中。他们机械地执行任务，在规定的地点巡哨，在规定的范围中发射旗榜，到了规定的时刻收队、接班，这一切都是上级要他们做他们才做，与他们自身的痛痒无关。使本来应该与战争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战士们变成这样麻木不仁，这是一个蹩脚的司令官从反面发挥的最大效果。宣抚司一道荒唐的禁令，李孝忠事件的处理，给予战士们的心理打击实在太巨大了，他们已经丧失过河去一击的信心和决心，虽然到了如此必要的时刻，他们仍然鼓不起和敌人拼一拼、同归于尽的勇气。

不仅士兵如此，中上级的军官们萎靡更甚，听到这样紧急的警报，他们也是心中无数的，都怕负起责任来。他们唯一可行的就是把情况上报，把责任迅速往上推，等候更高级的军官决定他们的行止。

士兵们都挤到河边来，利用拂晓前越来越明亮的天光观察辽军的动静。他们指指戳戳，大声地议论、叫嚷，互相转告他们看到的辽军的动向，好像他们是一群隔岸观火的旁观者。这时辽军忙于渡河，也并不急于要把这批对他们并无妨碍的宋军消灭，因此在真正的战斗开始前，双方似乎保持着不仅不是敌对的，而且还是互不侵犯的友好关系。

“这一彪全是骑兵。”著名的“千里眼”说，他是最初发现辽军活动，第一个向军官汇报，并且奉命留在原地上继续观察对方动静的士兵，因此拥有最高的发言权，“后面又一队接着一队地跟上来，都是披铠戴甲的，好不威武！”

“听他们铁甲铮铮，马蹄又跑得啪嗒啪嗒的，想是从燕京直跑到这里，一夜工夫，把它们跑得黄汗直流、白沫满口。”一个“顺风耳”补充了千里眼听不见的声音，并且毫不怀疑从声音中听出这支部队是从燕京跑来的，他似乎还听见辽皇帝坐在燕京城里金銮殿上正在发号施令的声音。

“远迢迢地从燕京调来了军队，把他们的老家底都搬出来用上了，可知今天要在这里大干一场。”

从燕京搬来的骑兵，这个结论，已经得到大家无条件的公认，有人问道：“燕京离这里有几程路？”

“好像东京离这里一样远近。”

“远在天边，近出眼前，”顺风耳为了保卫从燕京来的结论不受攻击，马上补充道，“从这里渡过白沟，再渡过一条混同江，走过蓟州、临潢府，这就到了燕京府，比咱们的东京要近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