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4/13页）

童贯这步妙棋是采纳了他的主要僚属赵良嗣的建议，又加上几个亲信的精心擘画，反复推敲成熟后才付诸实行的。因为事涉机密，直到如今，完全了解内情的，也只限于这少数的几个人。

原名马植，后来经过北宋朝廷两次加恩，换名赐姓，才取得现在姓名的“赵良嗣”是一个从辽逃亡来到北宋的官僚贵族，是一个充满了传奇性的神秘人物，是童贯庞大的智囊团中极少数可起实际作用的高级幕僚之一。

赵良嗣是“联金伐辽”这一外交策略的真正发明人。后来由于这个建议被朝廷所接受，许多人都来抢夺它的发明权，但他们都是一些冒牌者、影戤者，这块真正的金字招牌只应当挂在赵良嗣的店面上。

赵良嗣虽然是它的真正发明人，但并不是它的最初执行者。最早参加海上之盟外交活动的人员是马政，然后是马扩，当然也还有他们的随行者。只有到了最初的危险阶段已经过去，谈判开始顺利进行的时候，赵良嗣才加入，并且以他卓越的谈判艺术，使这项外交活动取得显著的成果。

人们喧传赵良嗣是个不忘汉家、缅怀故主的“志士仁人”，即使在海上之盟的外交活动尚未开始，宋、辽两邦还保持着正常关系的时期，赵良嗣就以这个好听的名声腾誉在一部分北宋士大夫的口碑之中。

赵良嗣出身于一个既受到契丹贵族统治，同时又心甘情愿地帮助契丹贵族统治北方广大人民的汉族官僚大地主的家庭里。对于统治者，他们是奴才，对于广大的被统治者，他们又是主子。他们是一种钻在夹缝里的奴才式的主子。奴才的驯良和帮凶者的凶恶，他们兼而有之。

赵良嗣既然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当然不可能具有远远超过被这个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思想水平。说什么不忘汉家、缅怀故主，都不过是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而贴上去的标签。凡是要卖身于别人的人——无论是他的祖先卖身给契丹贵族，无论是他本人又回过头来卖身给北宋王朝，除了需要有一点为新主子效劳的本领以外，也需要贴上好看的标签才卖得起好价钿。人类社会开始有了交易以来也同时发明了广告术。所谓广告就是要人们相信实际上不存在或者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物。赵良嗣的标签就是他的广告。因为他所隶属的那个阶层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产生他在标签上写着的那种高尚情操的温床。对于北宋的统治阶级和契丹贵族两者，他没有道义上的选择，只有利害上的考虑。他要选择的只是看哪一个集团能够给他更多的功名富贵。

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赵良嗣确实很有才气和活动能力。他不幸偏偏生在那样的“末世”，当时辽的贵族统治集团已经腐朽到这样的程度，它只需要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奴仆，而不需要喜欢标新立异、崭露头角的帮凶了。那个需要有能力的帮凶来帮助他们建立、巩固和维护贵族统治的“盛世”早已过去了。赵良嗣急于功名，稍微露出一点才华，就显得与其他的帮凶格格不入，主子也看不上眼，使他有了生不逢时之感。再加上一系列的人事摩擦，他在祖宗为他铺平的富贵道路上，几番绊了脚，摔了跤，以致造成他的仕途踯躅，停滞不前，还被戴上一顶“内行不修”的帽子（在这个阶层里，有几个人内行修洁？这无非是欲加之罪，随手捡来的帽子）。这当然使他深感不满，于是产生了另谋出路的想法。

此外，他在政治上确是非常敏感的，他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腐烂透顶的辽政权很快就要走上崩溃的道路。他采取了一个大胆果断的行动，偷偷钻进北宋派到辽政府来贺圣寿的使节童贯的行馆中，纵论天下大势，就势献上联金灭辽之计，深受童贯的赏识，接着就在童贯的掩护下，乔装为使团的随行人员一起回到东京。

在辽的统治集团中被人像烂苹果一般扔掉的赵良嗣，一到东京就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首先，他是以“不愿臣虏”的高姿态来标榜自己的，这使得他的卖身交易有了道德上的借口。然后他发挥了全套本领，他对辽的统治内幕，包括北面官和南面官。以契丹、奚等族的贵族任北面官，掌各部落事；以汉族地主为南面官，掌管汉族人民的民政。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北面官手里。两个方面都是如此熟悉，对于辽的政治、军事情况如此了如指掌。他所预言的辽、金战争的发展趋势被后来十年中发生的事实一一证实，如合符契。一个人的预言能有这样高的命中率，说明他的观察力、判断力确非寻常流辈可及。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在北宋士大夫群中成为一个佼佼不凡的实力派，一个名实相符的“契丹通”。他令人信服地论证辽朝必将灭亡，北宋政府应该从中捞到好处，实际上是巧妙地挑动他们的贪欲，使之同意他的联金伐辽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