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结语（第4/8页）

察举到科举，还从另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察举制下州郡长官获得重大的选官权力，举主与被举者之间往往结成密切的依附关系，后者成了前者的“故吏”，还承担了一些封建性义务。这种关系常常发展为政治离心势力。但随着考试之法的建立以及这一环节的日益重要，情况就在逐渐变化。地方长官提供于被举者的，已不是举后即可得到的官位，而只是一个考试机会。行官与否，在于应试者的个人才学；而擢第与授官，则是中央的权力。在科举制下，地方长官贡士举人，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而士人亦由牧守“故吏”，一变而为“天子门生”了。士人与地方长官的关系，已大为疏远；中央集权，由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中央集权，不一定就优于地方分权，这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结构与传统。但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却是官僚帝国的发展趋势。天下士子集中于中央接受统一考试和任命，与这一趋势是相适应的。

三、知识群体因素

知识分子承担的是文化职责，而政府文官承担的是行政职责，在现代社会，他们已经分化为不同职业，知识界与政治界判然两立；但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却成了王朝文官的主要来源。选官制度是联结知识群体与帝国政府的桥梁，因此它的形态与变动，就直接地反映着知识群体的动态及其与皇权——官僚政治的关系。

汉代察举制的成立，使得秦代帝国政府以“达吏”方式录用单纯的行政文官的选官方式发生了改变，而表现出鲜明的“尊儒重道”、“虚己求贤”的面向知识群体的“举贤”、“贡士”色彩。这既是知识群体参政的结果，反过来又使知识群体的参政制度化、常规化了。汉代选官的德行、经术、文法、政略的“四科”标准，以及后来“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的分科考试方法，都充分地反映了经明行修之儒生，已与精通文法之文吏，共同构成了选官对象，一取其“轨德立化”，一取其“优事理乱”。在发展之中，儒生与文吏两大群体日趋接近、融合。最终形成了一种“亦儒亦吏”的士大夫阶层。相应的，儒生、文吏分科察举之法亦趋消失，最终在曹魏之时正式地代之以“贡士以经学为先”的制度了。

东汉后期，知识群体的政治社会发展，已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专制官僚政治所能容许与控制的范围了。选官中出现了“以名取人”现象，名士的月旦品题在相当程度上操纵着察举的实施。所谓本、末、名、实的冲突，实际上反映的是知识分子的人物评价标准，与政府行政文官标准的矛盾。随着士族名士日渐成了知识群体的主体，“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结合起来。在士族政治之下，以名士资格和门第高下选官取人的惯例，严重地破坏了官僚政治的运作。既然依靠门第便可“依流平进”获取高官厚禄，那么士族便有了最为优越的条件，去实现贵族文人的生活：虚无放诞，清谈玄理，研经读史，雕琢辞藻；对吏治政务，则已不必经心关怀。于是，便形成了“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的状况。南北朝时期，由于皇权的复振，士族步入了察举一途，他们的文化必须接受王朝的策试认定，而不能徒倚士族圈中的虚名浮誉；但同时他们又利用牢固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实力，把应试变成了他们显示才气文采的机会，反而形成了“以文取人”和“以族取人”并用的格局——依然是“人门兼美”、“才地俱允”的原则。

在察举制中，考试最初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检验，后来就逐渐变成了整个察举的中心环节，既然文化知识由知识群体所掌握，那么文化考试，就不能不采用为知识群体认可的评价标准。为了达到这种标准，往往要付出长久的研习。就此而言，这就已使吏能功次的标准难以兼顾；何况对士族名士，还无法以吏能功次相课。总之，文化考试本身的要求，士族名士集团的文化垄断与政治特权的存在，二者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一种传统，使察举在复兴之后，已不可能回到汉代“以能取人”的旧例上去；“以文取人”，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察举的目标，已不是选拔能吏，而是考试文人了；而由于同样原因，考试内容也已在实际上远离了吏治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