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察举制的关系（第9/10页）

五百余字一段对策，不过说了一个“刑以助礼”的道理，却几乎句句用典，极雕琢藻饰之能事，策题虽关乎政务，答策则全在显示文采。无论主考者还是应试人，显然都不是把它作为政论来看待的。

知识群体的动态，一直是影响王朝选官的重要因素。中古士族政治形成之后，王朝不得不保障其入仕特权。而士族的素质和兴趣在于文学，王朝也就无法绳之以吏事，所以秀才对策便不能不为文学之风所浸染。后来门第限制虽已打破，然而士风已成积习，秀才科重文采的传统，已有不可移易之势。

在周隋之军功官僚集团看来，文学不仅与其素质不合，而且与其关注的吏治成功与吏能选拔无关。在士族政治已成过去之时，统治者认为没有必要屈从旧例。在西魏宇文泰时，就已下令禁止文辞浮华了。但基于托古改制方针，他用以对抗浮华的，却是《尚书》那种佶屈聱牙的文体，不伦不类，反成笑柄。隋初君主继续厉禁文辞浮华。《隋书·文学传序》：“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这不仅仅是文风问题。《隋书·李谔传》记其于隋文帝时因“属文之家，体尚轻薄”而上书，指出魏晋江左“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途既开，爱尚之情愈笃”，“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时至隋代其弊未革，“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进一步说，汉末尊名士，两晋重玄言，南北朝尚文章，这影响于王朝选官，便是知识分子的人格品行与文化成就标准，与行政文官规范的冲突，所谓“构无用以为用也”。

《隋书·柳庄传》记苏威之语：

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

可知周隋统治者，已深深意识到“学业”与“世务”的脱节。在南朝士族政治下，“有学业者”为雅士，多出士族显贵；“习时务者”为俗吏，多出恩幸吏门。周隋官僚政治的代表者，在未能找到使“学业”与“世务”协调起来的更好办法之前，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反士族风尚而行之，舍“学业”而独取“时务”，抑制“以文取人”，而回到汉代“以能取人”的旧例上去，以确保军政任务的完成。

在吏能与经术的关系上，也存在着同样问题。《周书·儒林传》“史臣曰”：

近代守一经之儒，多暗于时务，故有贫且贱之耻……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沉默孤微者，亦笃志于章句，以先王之道，饰腐儒之姿，达则不过侍讲训胄，穷则终于弊衣箪食。

又《隋书·儒林传序》：

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委弃于草泽。

可见，那种徒能章句的“腐儒”一流，也处于沉沦之中。其原因，则在于王朝“先法令而后经术”、“咸取士于刀笔”，而轻视那种单纯学术性的儒术。当然儒术已为“君人之大道”，王朝在“尊儒重道”上往往还能够做出努力，而且制礼作乐及文化教育的任务，也还要依靠儒生完成，但即使如此，大多数儒生仍处于“弊衣箪食”的境地。按汉代儒生文吏并用，一取其“轨德立化”，一取其“优事理乱”，言德政教化则称举经术，言政事吏能则依倚文法。魏晋以来士族兴起，玄谈成风，强调经术反而意味着强调官僚政治了。而周隋间又有所变化，王朝不仅弃玄谈、抑文学，甚至还有轻儒术而入于文法之倾向。事情往往如此：“矫枉”不能不“过正”。

在北魏后期，就已有“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的情况。这说明官僚政治复兴之始，王朝对于“学业”与“世务”相脱节这种本末倒置、名实不符之现象，就已经有轻抑“学业”而强调“世务”之态度。在北周时，公卿官僚重吏能、轻文学已成世风。《周书·崔谦传》：“历观经史，不持章句，志在博闻而已。每览经国纬民之事，心常好之。”同书《李昶传》：“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按文章之盛始于曹魏，曹丕盛称为“不朽之盛事”；而周时观念，文章已“不足流于后世”了。故史传叙周隋公卿百官，又每有“详练故事，有几案才”、“明练时事，善于断决”、“有军国筹略”、“敏于从政，果敢决断、案牍虽繁，绰有余裕”等语。甚至君主亦是如此。《隋书·循吏传序》：“高祖……不敦诗书，不尚道德，专任法令，严察临下”；又《刑法志》：“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由此正可见事会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