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授试以职”与“必累功劳”（第5/7页）

“德”、“能”关系，确实是古代选官问题的论辩焦点之一。人们也致力于使得二者达到协调的探索。《周礼·夏官·司士》：“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这即是一种处理方式。而东汉初年的另一种议论更可注意。《白虎通义·考黜》：“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试之，必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五十里。”“盛德之士”也要试功三年方得封士，这似乎就有以“试职”、“累功”察举孝廉而“典城牧民”之法的影子。汉代察举是基于“以德取人”方针建立的，但“进贤”、“贡士”之法中仍然隐含着“使能”、“达吏”的因素。例如面向吏员之“廉”之标准，例如“秀才三科”中的明法、治剧二科。东汉初年始王朝致力于理性行政的重建，由之在选官中建立的“试职”、“累功”之法，使察举制在最初就隐含着的“使能”、“达吏”因素，得到了充分发展，获得了更为制度化的形态。由此，自郡县属吏取人，也就成了汉代察举的又一重大特点。

三、儒生与文吏的冲突与融合

汉代帝国政府的主要成分是儒生、文吏两大群体，那么选官制度上的变动，就必然影响到二者间的关系。儒生文吏之间一直存在着政治方针和权力分配上的斗争。如贾谊称“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董仲舒言“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欤?”文吏亦抨击儒生“重怀古道，枕藉诗书，危不能安，乱不能治”。在东汉皇权着手恢复和强化理性行政，并在选官方面建立了“试职”、“累功”之制后，儒生和文吏之间的权力分配，便立刻受到了影响。

“试职”、“累功”之法，是同时适用于儒生文吏的。因为按规定只有“德行尤异”者才“不须经职”，那么，以经术得举的儒生就不能免去“试职”、“累功”之事。虽然儒生之“轨德立化”也不妨谓之为“能”，但吏事政务原为文吏之所长，那么这一制度，就将更有利于“以事胜”的文吏，而不利于“以职劣”的儒生。

东汉尚书台权重。《后汉书·韦彪传》：“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间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是居尚书者多为文吏。尚书多由尚书郎迁至。《后汉书·周荣传》：“诸(尚书)郎多文俗吏，鲜有雅才。”是尚书郎亦多文俗吏。尚书郎由三署孝廉郎选，孝廉则来自郡国察举。《后汉书·第五伦传》：“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辨职俗吏。”可见王朝重吏治，察举重功能，遂使“辨职俗吏”在帝国政府中占据着相当地位。

《资治通鉴·汉纪》明帝永平七年载宋均语：“国家喜文法廉吏，以为足以止奸也。”王充《论衡·程材》亦记当时“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则?并好仕学宦，用吏为绳表也”。又《后汉纪·殇帝纪》载尚敏疏称：“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进之士，趣于文俗(8)，宿儒旧学，无与传业，由是俗吏繁炽，儒生寡少”(由字据《续古文苑》卷六补)，力请“自今官人，宜令取经学者，公府孝廉皆应诏，则人心专一，风化可淳也!”可见当时公府辟召、州郡察举，文吏颇有排挤儒生之势。究其原因，则在于“用吏为绳表”，遂使选官中“使能”、“达吏”因素得到了制度化的强调。

但是，儒生与文吏在吏治选官上的矛盾冲突，固然在一个时期内演化出如上结果，可是从更长的时期来看，这种冲突的深远影响却是在另一方面上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儒生与文吏的融合。

自汉武帝以来儒术就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虽然早期儒学对官僚行政很少探讨，儒生初始也确实不长于“优事理乱”，但“轨德立化”毕竟已经成了王朝主要政务之一，这一任务只能倚重儒生。尽管东汉儒生有“俗吏繁炽，儒生寡少”的抱怨，但这也是因为其政治期望值较之西汉已大为提高，而其时儒术与儒生的实际地位已不低下。王朝在行政上倚重文吏，但在意识形态上对儒术是推崇备至的。许多文化性官职如师傅、博士、文学、太子舍人等，仍是非儒生莫属。儒生文吏之争也未必就有损于王朝政务，或许还有促进，竞争有助于二者各自发挥其优长的一面。一方面王朝重吏治、重功能，主观上并非专意排斥儒生。儒生如果经“试职”证明了自己“便习官事”，那么就并不会遭到遗略，甚至可望得到比单纯的文吏更为优越的前景。固然耽于典籍不谙政事的师儒代有其人，但也有越来越多的“通儒”，在参政后渐次掌握了行政技能，兼有了“优事理乱”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儒术的正统地位，许多文吏也开始兼涉经传、兼染儒风。就整个汉代的发展趋势而言，儒生文吏两大群体又处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