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9/19页）

至于“刚毅多略、遭事不惑”之政略科倾向的确定，首先应区分儒生、文吏之不同政治功能。文吏之“优事理乱”是其所长；在汉廷政治方针兼崇“王道”之后，儒生之“轨德立化”便也不能不视为政务。然而在儒生参政之初，他们对行政吏治确实颇为生疏，以至君主、文吏与法家人士都认为他们“不达时宜”、“不明县官事”，甚至讥之为“鄙儒”、“拘儒”、“乡曲愚儒”。故政略科在实施中，偏重于精通吏道、“优事理乱”之文吏。东汉王充《论衡·程材》曰：“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此乃当时人之见解，正可为德行科偏重儒生，政略科偏重文吏之说，作一极好注脚。

总之，经术中包含着见于儒家经典之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文法中包含着见于法规簿记之中的行政规程和行政技术。汉廷选官面向儒生文吏，其取人标准则为“四科”。明经、明法就其各自之知识性质而立科；德行、政略则就其行为取向而立科。察举之体制，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四、察举与任子

官僚制理性行政的基本维系之一是选官的功绩择优制原则，但理性行政却不是支配官僚帝国政治行政的唯一因素。在这个帝国之中官僚构成了统治阶级，官位构成了这一阶级谋取权力、财富、地位和威望的主要凭借，那么，这一阶级对官位的优先和世袭地加以占有的要求，就必然地也支配着帝国选官的形态与格局。

一般说来，在王朝初年，开国元勋、佐命功臣之子弟优先占有要职优位是普遍现象。往往要经过若干年的过渡，普通士人才能得到较多的崭露头角的机会。但即使在此时，高官权门子弟，在选官上也往往有着较普通士人更为优越的入仕晋升机会与途径。晋代诗人左思在《咏史诗》中表达了如下深沉感慨：“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这种情况，确实是“由来非一朝”的。汉初之军功官僚子弟，以及后来之金、张、许、史一类豪门权贵子孙世蹑高位，大量来自微族寒门的民间英俊，便无法与之竞争而一施才智。

汉代之官僚权贵子弟，除了升迁上依父祖势位而较普通士人更为优越之外，在入仕上亦有特殊途径，这主要就是任子为郎及起家内侍之途。《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

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实际实施之中，任子常有超过一人者，随君主宠遇而定；还常有普授官僚子弟为郎之事。《后汉书·桓荣传》：

显宗即位，尊以师礼，甚见亲重，拜二子为郎。

又同书《安帝纪》建光元年诏：

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

又如同书《献帝纪》永汉元年：

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

这就形成了官僚将权益传与子弟的制度化途径。

此外，还有由内侍等官起家之途。 《初学记》卷十二记侍中一官：

初，汉本用旧儒高德，备切问近对。然贵游子弟及倖臣荣其官，至襁褓受宠位……张辟强年十五，霍去病年十八，并为侍中。

又《后汉书·朱穆传》：

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

注“姓族”曰：“士人有族望者。”又《北堂书抄》卷五十八：

胡伯始云：给事中常侍从左右，无员，位次侍中、中常侍。或名儒，或国亲。

又同书卷六十六引班彪笺云：

窃见国家故事，选公卿、列侯子孙卫太子家，为中庶子。

可见，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给事中、太子中庶子等，是汉代官僚贵族子弟入仕的重要特权途径。

以左思称引的金、张二族为例，金氏自金日 以下，自武帝至平帝，一族七世为内侍。《汉书·金日 传》赞曰：“七世内侍，何其盛也!”张氏一族自武帝时张汤以吏能为三公，其后张安世以父任为郎，张千秋、张延寿、张彭祖皆为侍中、中郎将，张霸为散骑、中郎将，张勃为散骑、谏大夫，张放为侍中、中郎将，张纯为侍中，东汉初为大司空。《汉书·张延寿传》：“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汉兴以来，侯者百数”。又《后汉书·张纯传》：“自昭帝封安世，至(张)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