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10/19页）

但是，尽管帝国统治者必须给予官僚阶级相当特权，但官僚子弟入仕特权的过分发展，既可能导致官僚的贵族化，从而威胁了专制皇权的权威，同时也将因理性行政的破坏，而损害了官僚帝国存身的基础。尽管汉高祖有“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的白马盟誓，但功臣之胤却多“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殒命亡国，或亡子孙”。自充分体现了择优原则的察举制建立之后，普通士人依才能知识进入政府担负行政的途径，便充分地制度化了。高官权门子孙徒依父祖势位为官、居职，难以确保官僚机器的吏员之素质能力。他们不得不向由察举征辟而来的明经明法之士，让出一席之地。西汉时察举制日趋兴盛；至东汉，秀才、孝廉等科目便成了士人入仕之正途，名公巨卿多出之。布衣平民，有了跻身统治上层之机会。固然权贵子弟也可以由察举入仕，但除了吏治选官陷入腐败之时，他们之得举，一般就也要依据察举之标准，具备相应知识才行，而不能徒倚“姓族”、“国亲”。

在这种情况之下，为权贵子弟专设的仕途，地位便有下降之势。在东汉，中常侍、黄门等后改用宦者；而根据任子之制以诏除为郎者，即所谓“诏除郎”，地位逐渐降至孝廉郎中之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许多官职，被特别地规定为三署孝廉郎的迁转之阶，同在三署的诏除郎，却不在其选。据《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决录注》：

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

又《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名秩》记陵园丞：

皆选孝廉郎年少薄伐者。迁补：府长史、都官令、侯、司马。

又注引《汉官》记羽林左监：

孝廉郎作。

又《后汉书·和帝纪》注引《十三州志》记谒者：

员七十人，皆选孝廉年未五十，晓解傧赞者。岁尽，拜县令、长，及都官府丞、长史。

又《太平御览》卷二二九引《汉官仪》记太官丞：

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聪明者，光禄上名，乃召拜，皆秩四百石，三岁为令。

是尚书郎、陵园丞、羽林左监、谒者、太官丞等，皆以孝廉郎担任为经制，诏除郎无缘涉足。

进而，孝廉郎出补外官时，其待遇也较诏除郎为优。再举证如下。《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五月：

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

是诏除郎不在其选。又同书《和帝纪》永元元年：

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

这是对诏除郎的一次优待，但孝廉郎外任可补长、相，而诏除郎只能占为丞、尉，且只能“以比秩为真”，是仍低一等。又《和帝纪》永元七年四月诏：

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民，谪见于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宽，是以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

由“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句可知，这次选拔郎官，亦仅限于孝廉郎。此诏下后，“既而悉以所选郎补长、相”。看来，选孝廉郎补长、相，本为王朝“旧典”。又同《纪》元兴元年：

引三署郎召见禁中，选除七十五人，补谒者、长、相。

准以前例，这次所选之三署郎亦当只限于孝廉郎。又同书《安帝纪》元初六年：

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

又同书《顺帝纪》阳嘉元年：

令诸以诏除为郎，年四十以上，课试如孝廉科者，得参廉选，岁举一人。

“得参廉选”意谓迁除上得与孝廉同等看待。孝廉每年举至三署为郎者二百余，每次选拔外补员亦数十；而诏除郎年仅一人，经过经术笺奏之课试，方可获得与孝廉郎同样资格。

由此可见，东汉时期依父祖官位而以任子法诏除为郎者，地位颇较孝廉郎为低。《隶释》卷七《车骑将军冯绲碑》：

弱冠，诏除郎，还更仕郡，历诸曹史、督邮、主簿、五官掾、功曹。举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广都长。

“右郎中”即郎卫三署之右中郎将署之郎中。查《后汉书·冯绲传》，其父冯焕为幽州刺史，故冯绲得以父任为郎。但是因诏除郎升迁不捷，所以冯绲只好还乡仕郡为曹史之低职，后以功曹察孝廉，再入郎署为孝廉郎，才得拜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