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第6/7页）

因此，对德国和奥地利纳粹子女的这些采访，导致了其他欧洲国家对过去的反思，也导致了在一些人宁可努力忘却的同时，人们重新思考父母行为对其子女的影响。今天，在“打、砸、抢之夜”过去五十年之后，纳粹时代的历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或许，汉斯·弗兰克（即“波兰屠夫”，纳粹的波兰总督，曾参与屠杀数百万人）的话并非全无道理，他在一次审讯中说道：“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不过，他在遗言中收回了这句话。）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否认第三帝国的岁月距我们越来越远。第三代人即将进入成年，现在的一些儿童已是纳粹凶犯的曾子孙。那个时代遗留的活跃分子至少已在六十五岁以上，罪大恶极者极少还活在世上。纳粹的恐怖，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逐渐成为历史，纳粹凶犯及其仆从的经验和个人历史也越来越不可能在家族内传承。

本书在德国内外引起的反响之所以令人震惊，原因即在于此。它表明，尽管自纳粹在1933年掌权和1945年失势以来，时光流逝，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兴趣却不曾消退。“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些事？”纳粹分子的后人不断提出这个问题，许多老的活跃分子希望时间会带来忘却，德国人将得到民主世界的接受，再不谈他们黑暗的过去，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忘记德国的历史，就没有新的德国。否认民族社会主义时代是自身历史的一部分，就没有新的德国民主派。

结束这些采访之后，我相信下一代人还将承受沉重的负担，只因他们得知前人曾经参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或至少是没有采取行动制止屠杀。那些相信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卷入了屠杀无辜百姓的人，将必须面对这一问题。对他们来说，事情不会更轻松，因为看来时间没有治愈创伤。恰恰相反，新的一代将站得更高，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罪行是他们出生之前的作为，就应当随意地通通忘却。纳粹战犯由美国引渡到苏联，或对某人可能卷入纳粹罪行的关注，都可能导致友好国家抵制一国首脑，就清楚显示了这种态度。确实，青年一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这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不认为应对前人的行为负责。但即使在此种场合下，说话者往往绝望般的抗拒情绪也表明，他们在为某些没有参与过但又关系到他们的事情感到愧疚和耻辱，而过去对下一代人的影响，也于此可见一斑。

这两种反应——抗拒和接受——都说明德国青年人确实在关注过去。不闻不问的人为数甚少。

与纳粹子女的这些交谈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他们。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谈自己的父母和父母在战争期间的作为。他们对此知道得太少了。我现在理解了从小到大不清楚父母是否直接参与犯罪，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而人们完全有可能不敢去发问，生怕因此而发现真相。我还理解了许多人确实不想令父母深深自责。他们的父母已经年迈体弱，没有能力再来为自己辩白，我可以想象所有这些，但并不感到怜悯，我可以想象有一个身为纳粹分子的父亲是多么痛苦，但我不能想象去为他辩白。我可以想象母亲不断维护父亲，试图阻止父与子之间的冲突，而在这种气氛下长大成人有多么不容易，但我不能想象为此去称赞母亲。我现在明白了，人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才能去批判自己的父母，向他们提出疑问，甚至与他们决裂。

然而，我不能理解一些人何以没有这样做。我不想责备那些为自己的父母辩解，甚至在极端的例子中对他们顶礼膜拜的人。他们已经无可救药，而且他们只是少数，但还有一些人，确切知道父亲的所作所为，对此表示了反感，却仍然为自己有这样的父母而自怨自艾——我不能理解他们。我也不理解一些人为什么不接受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

尽管他们面临所有这些障碍，我希望愿意成为新的民主派的德国青年人与他们的父母决裂，向他们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做？

回避向父母发问的德国新一代将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理想策源地。在这个问题上，文明生活的基石——对父母之爱，不能成为压倒一切的考虑，或许应当恰恰相反。对纳粹分子的子女来说，无条件地爱父母是他们负担不起的一种迁就纵容。历史注定了他们必须去发现父母以往的作为，以及其中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人在战争结束后并不感到罪恶和羞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认为，德国人，德国新人，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真正有所不同。